【大纪元1月21日讯】近日来，很多人都在谈论刚刚去世的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赵先生1989年在中共总书记任上时坚持用民主和理性的方法解决中共和学生以及知识份子之间的冲突，最后不但被中共以“分裂党”的罪名解除所有职务，而且剥夺了和亲友自由交往、接受采访、甚至外出的基本自由，在非法软禁中渡过了生命的最后十五年。
今天在中国，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有意回避政治而似乎感觉不到中共独裁制度之无情，他们的政治神经似乎已经麻木了。对于这些人，赵先生的遭遇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赵先生的逝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很有意义的问题：中共领导人会一代比一代进步和开明吗？很多人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开放，中共领导人会一代比一代离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更远，会一代比一代对世界更了解，因此中国自由民主的前景也会随着中共领导人一代又一代的更替而更明朗。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赵紫阳是八十年代的领导人。在他之后，江泽民主导了中共九十年代下半期到2002年的政局，从2002年至今胡锦涛取代了江泽民。把赵紫阳和江、胡相比，人们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赵紫阳在任时不但大力提倡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根据最新披露出来的材料，他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都有和中共主流派不同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轨道，但如果由他主导中国政治，这些看法将打开中国通向民主化的大门。
但是从九十年代以来，江泽民对一党专制的坚持以及对政治异议人士和法轮功的镇压是中国政治从赵紫阳时代的大退步，而最近胡锦涛认为“朝鲜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讲话则恐怕是连江泽民也说不出口的。事实证明，认为中共不同辈分的领导人会在政治开明的程度上“与时俱进”是没有根据的。那些在共产党培养教育下成长的年轻一代领导人，可能比上一代人思想更僵化，对切身利益更敏感，对危机更恐惧，因而维护一党专制更自觉。
今天在这个节目中，我还想谈谈另一个历史上的赵紫阳。在1966年第十期的《红旗》杂志上，赵紫阳有一篇长达十页的文章，题目是“大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速农民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副标题是“广东农村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基本情况和经验”。同一期杂志上，就在这篇文章的前面，刊登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能够和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中共文件同时发表在中共最权威的理论杂志上，可以想像赵先生这篇文章和文革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
赵紫阳当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主管农村工作。从文章中看，他工作的重点是要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农民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做到“兴无灭资、破私立公”。这里所说的毛主席著作，主要就是所谓“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
赵紫阳在这篇文章中说，学了老三篇，“农民的眼界空前开阔起来，进一步摆脱了私有观念的束缚，开始解决了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懂得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挑重担。”毛泽东思想成了农民的“命根子”，“粮食”和“方向盘”，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已经开始被“为革命工作，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所代替。很多地方一度猖獗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消失了。文章甚至说，“毛主席的著作教育农民懂得怎样对待生死，对待困难，对待工作，对待革命。总之，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一切问题都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过了十多年，赵紫阳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任上时，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赢得了“要吃粮，找紫阳”的声誉。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秘诀，赵紫阳不过是放弃了那些他在1966年这篇文章中所提倡的，实行了那些在文章中被批判的。而在同一个时期，多数中共省级要员还在固守“一大二共”，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多人可能会把这种不同归结为思想有没有转变，但我却更把它看成是人性有没有回归。
同样，1989年很多中共领导人对开枪镇压有不同的思想认识，但他们却没有赵先生的人道关怀和人格力量，所以最终只能选择在行动上和邓小平等人同流合污。在这个意义上，赵紫阳的历史地位，将首先是一个人性复归并战胜了党性的典范。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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