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王泽臣辽宁省海城市人，1998年开始筹划成立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并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提出“确立分权机制”48字方针和“建立权力分立、互相制约的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的政治目标。这种公然向独裁政权宣战的后果，必然招致中共集权阶层的残酷镇压。1999年6月11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泽臣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王泽臣目前尚在辽宁盘锦南山监狱服刑。
关于中国民主党和王泽臣，郑贻春先生在《民主信念坚如磐石英雄浩气历久弥新–记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主席王泽臣》一文中写到：
1998年，中国大陆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风起云涌。这年3月春暖花开之际，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浙江民主人士王有才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首举义旗，第一个组建浙江省中国民主党。随后，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等全国各地，纷纷组建中国民主党各省党部。中国民主党辽宁省部组建活动，在王泽臣先生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进行。为了把中华民族从极权专制主义的共产深渊中解救出来，中国大陆先进的知识份子终于东西南北中各地联手地展现出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维护人权、坚持良知的正义立场。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主席王泽臣，就是其中光荣的一员。王泽臣从18岁时起，就不间断地并且是长期地遭到中共关押监禁。他不无自嘲地说他是坐牢专业户。
5年多过去了，王泽臣先生近况如何呢？作为一个政治犯、良心犯的妻子，在中共“肉体上消灭，经济上封锁、名誉上搞臭”的全面残酷的政治迫害中，爱一个“罪犯”需要多大勇气？付出何等代价？她的处境如何呢？记者新年之际采访了王泽臣之妻子张淑芝女士。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是80年代初跟王泽臣相识结婚的。那时的王泽臣刚从监牢走出来，他年轻时就参与政治，提出一些主张什么的。他曾经是反革命，国家的死刑犯，后改判无期，再后来就改判有期，给他平反后，被无罪释放了。现在又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
当记者问起当初为什么敢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未来交给做过大狱的人时，张女士说：我是知青，认识他之前上山下乡。他人很正直，对我很关心，很爱护，是个有责任心、负责任的男人。他对政治信仰的坚定，光明磊落，我知道如果跟了他，注定一生是坎坷相伴的，但我就是爱他，虽然我从没有这样对他表白过。结婚时我们两个都是30多岁了，大男大女。
张女士告诉记者：当她的丈夫还未被判刑在鞍山看守所羁押22个月期间，（国家规定羁押不的超过六个月），那个时候就有警察（一伙一伙的来）来跟她讲，说：“王泽臣这样的罪行，少说也得判十年，你以后咋过日子呀，他能给你什么幸福呀，跟他过什么劲呀，离婚吧，十年出来得啥样呢，离了算了”。我丈夫不在家的日子，我本来就心理压力很大，总是七上八下的，吃不好睡不好，警察法院的来时，到家来找证据找证据的，还审问我，没有消停过。他关在看守所，我心急如焚，受煎熬。要杀就杀，要判就判，要不就是放人。可是他就是这样被超期羁押。在这种压力下，我非常恐惧，想到我的未来，想到我当时15岁的儿子，我曾经有过动摇，但最终我还是坚定下来。我想如果我跟他离了，他在最苦难的时候我离开他，他一定完蛋了，啥都没了，老婆孩子这个家，众叛亲离的，他哪能活下去呀。不管怎样我都不离开他。何况我还是修佛的人。于是，谁再跟我说什么我跟本不听也不理。我忘不了法院开庭宣判的那个时刻。
那天下午法院二次开庭宣判，只有我一个家属去了，其他人根本没有得到通知，参加旁听的只有30多个人。我看到了宣判书，法庭还没有开庭，白纸黑字的文件就印出来了。所以什么开庭什么宣判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当时我在楼下站着，我看到警车来了，我一眼就看到我丈夫带着手铐从车上下来，22个月没有见过面了，我看到他，我就使劲的一拍巴掌，叫他名字，他也很吃惊，回头看我，叫着我的名字，问“你好吗”？我说“我很好”。这时一个警察赶紧给他的手铐打开，还跟我说，你们快聊一会，就要开庭了。我跟他说：你就安心去坐牢，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我办事你放心”。
开庭后宣判，也不让他说话，他还准备了发言稿，我看到他从身上那出一张单子要发言，审判长说“王泽臣收起你的单子。”
当时听完宣判我一点也没有害怕。一个警察提醒我，你快下楼去，还能见到一眼，多看一眼都是对他的安慰，快去，还来的急。我像发疯一样的从六楼往下冲，电梯都没有想起来坐，我想是呀多说一句话，多瞅一眼都是对他的安慰。跑到楼下我看到两个警察搀着他，他带着手铐，我冲着他们就说：“人民不会忘记你，多保重身体”，他转过身，把高举戴着手铐的双手喊到：“祖国万岁，人民万岁，我没有罪，让历史证明我无罪。”他被警察推上警车，我就追上去，使劲拍打车门，冲着车里就喊“多保重，我爱你，我等着你”。车一溜烟的就开跑了。
记者：您真了不起，真有勇气，您当时流泪了吗？
张女士：我当时根本没有眼泪，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眼泪。旁边的人提醒我说，告诉他，你永远爱他。那些日子我家的电话铃就没有断过。亲朋好友都鼓励我安慰我。后来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丈夫，他也很受鼓舞。
记者问：这些年他在里面的还好吗？您是不是常常去看望您的先生？
张女士：我每个月可以去看他一次，时间是40分钟。谈话前警察都要事先给我打预防针，就是约法三章，不能谈论民运的事情，太“露骨”的事不让说，聊家常可以。每次接见在一个大屋子里，接见开始就有他们那里的队长在身边拿着录音笔，还有一个速记员，我们说什么都被他们录音和记录。每次我去看他，他都跟我说：“要坚强的活下去，困难都是暂时的，曙光就在眼前。你感到心烦时，就找你的好朋友去聊天，逛逛商店，消磨时间。”
让张女士放心不下的是，王先生的胃出了毛病。张女士说：这些日子我去看他，他老让我给他带一些治疗胃病的药。现在他又患了高血压，他已经57岁了。他跟另个三个刑事犯在一个房间。都是重刑犯。他睡眠不好。我想他们那里吃的好不老，菜也没有油水，我经常给他钱，让他自己买点“好吃”的。这里冬天很冷，他的被很薄，我专门给他打了一条厚被子给他送去，还有鸭绒背心。他的身体不好。人很瘦。没有安排参加劳动什么的。晚上能看一会电视。
记者问：您这些年是怎样过的呢？生活怎样？
张女士：这5-6年可以说一言难尽吧。在精神上我要承受压力是一方面。主要是经济来源问题我的压力比较大。我一直没有国家分配正式工作，都是干个体，自食其力过日子。他还在家时，我曾经做小食品摆摊，维持生活，他给人家打工，儿子上学。还算过的去。说吃的质量如何，我家的饭菜谈不上什么质量，就是能吃饱就好。我经营的小食品摊后来也倍受刁难，今天来收税，明天查卫生，后来看营业执照的，老是跟我们过不去。最后干脆说我卫生不合格，给查封了，结果还罚我钱。明摆着是敲诈。经济来源恰断了。现在这里很冷零下20多度。我买不起煤，就买便宜的煤泥烧着取暖。现在大白菜便宜我就吃大白菜。
张女士说：我先生刚被抓的那阵子，公安局一次一次到我家来，我神精受了刺激，整天睡不了觉。去年孔佑平被抓了，警察怀疑我跟他有联系，怀疑他把材料藏在我家，市公安局到我家来找，抄家，还说这说那的，吓唬我。啥也没翻到，结果把我抓起来关了一天，还让我做什么笔录。作完笔录要我签字，我总得看看他写了什么吧，还不让我看，说“看什么看，站一边去，看你也看不懂。”又受到刺激。我家的电话有监听。每年64都要到我家来一趟，敏感日子就来警告我。这些年来，他们也一直监视威胁我。
现在好一些了，想到我丈夫就快出来了，还有5个月零4天，我再难受我也要撑下去。我儿子很争气，在沈阳读书，今年大学就要毕业了，等他毕业找到工作，我丈夫也回家了，我家的日子就会苦去甜来。我总算有盼头了。我相信我丈夫的话：“曙光就在眼前”。
最后张女士表示：非常感谢海内外的朋友对我们一家人的关心。我们一家三口衷心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