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讯】之六、民运人士必须注重道德 －－兼谈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这些年来，社会上一直批评民运士的道德形象，在民运人士内部，以及被认为是民运人士，或接近民运人士，但已经离开民运，或者否认自己是民运人士的人，也批评民运的道德形象。有人甚至把民运说成污水缸，可见问题的严重。民运的道德形象问题，当然有中共的造谣攻击，但不可否认，不少民运人士的道德，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中共特务及流氓不断混进民运内部，对民运的道德形象起了极大的坏作用。即使是正派民运人士，在道德方面，也非常需要有较大的提高。
民运人士由于长期为民主、法治而奋斗，在法制、法治观念上提高不少，但也造成了另一种错误倾向，有些人遇事往往夸大法治的一面，忽视道德的一面。事实上，任何社会，无论是没有产生法和国家的原始社会，还是法制非常发达健全的现代社会，维护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最基本最广泛的行动规范，都是道德规范。其次才是各种规章制度。最后才是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中的许多东西，如反对偷窃、欺诈之类，也往往是从道德规范中变化而来的。道德规范，对其他规范有概括和指导作用。只讲法不讲道德的”法家”社会，是一种很可怕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只讲法不讲道德的”法家”，如商鞅、李斯、赵高、秦始皇之类，虽然也决不可能完全取消道德，但由他们建立的专制制度，已经非常残暴可怕。
中国的儒家理论，以伦理道德为主干，以德为治，轻视法治，当然不对，但这种德治，毕竟强调道德，毕竟比法家温和得多。因而得以长期延续。虽然道德有一种保守的特点，因而儒家显得保守。但儒家这种温和的德治，配合不健全的法治，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事实上，中国从三皇五帝开始，就强调德治。德治传统实际上长达四千多年，当我们努力争取建立和健全法治社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完全否定道德。事实上，任何社会的行动规范，道德都是基础，法制则是调节、是控制。
并且，正确的法律一般是肯定优秀的正确的道德，进一步发扬这类道德，法律仅仅否定一些陈腐的道德。但法律否定陈腐道德的情况很少，相反否定陈腐法律的情况却很多。这是因为道德是在人类活动的广阔范围内，长期自发形成的。大量不合适的人为规范，还没有成为道德，就早已在这个过程中淘汰了。而法律却往往带着制订者的任意性。即使中共一再攻击的”江湖义气” ，有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也要比没任何义气好。现在民运的共特及流氓，往往不讲任何义气，多少年的朋友，说变脸就变脸，大肆攻击，大规模围攻，还反过来说人家不讲义气。
目前中共非常腐败，道德形象扫地以尽。而民运反对中共，靠的是道义力量，如果中共贪污并且加以包庇，民运人士也贪污，并且加以包庇，那么，你还有道义力量吗？去年我多次对西部一些人说，中共还反贪污腐败，你们却不敢反贪污腐败，你们比中共又好在哪里？所以民运特别要树立与中共截然不同的廉洁奉公、勇于献身的道德精神。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区别一个界限，这就是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以民运人士中争论颇大的XX为例，民运势盛的时候，她以八九民运领袖的名义来谋自己的私利，现在民运被搞臭的时候，又以否定自己是民运人士，向中共靠拢争取做生意来谋自己的利益。从法律上说，这都是她的权利，我们必须全力保护她的这种法律权利。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表达这种观点的权利。同样，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我批评你的道德和错误，但我在法律上坚决维护你犯错误和不道德的法律权利。只要它们还没有违犯法律。
事实上，任何人，在法律上，在不违背法律的条件下，他有权选择做高尚的人，也有权选择做卑鄙的人，有权执行道德，也有权违反道德，有权坚持正确思想，也有权坚持错误思想，坚持错误信仰，包括信奉邪教。这里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违反法律，在符合这个条件时，侵犯这种权利，就是侵犯人权。法律是强制性的，最终以国家暴力强制为后盾，你无权采用法律手段，也就是没有权力采取强制手段，尤其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手段。
但在道德上，就是另一会事。道德靠舆论和良心的力量来维持。在道德上，我们有权批评不道德的卑鄙行为，有权批评错误思想和邪教。但这种批评，只是在思想和道德舆论的范围内。以XX为例，她不必为八九民运，为六四，为民主运动负法律责任，任何人无权从法律上强制她。但有人因此认为她不必负任何责任，连道义责任也不必负，这就完全错了。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都对六四负有道义责任，相反她倒不要负？事实上，天安门领袖，应该负有多得多的道义责任，放弃道义责任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你违反道德，就必须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民运的道德形象问题，海外民运缺乏是非观念和道德观念，不敢主持正义，缺乏正气，同海外民运人士混淆法律和道德，放弃道德评价和道德批评，有很大关系。
对错误思想，错误信仰和不道德的行为，在不违背法律的条件下，人们有权作出道德和思想评价，有权进行适当批评，这也是人们的另一种自由，批评的自由。你有选择卑鄙的法律自由，我也有谴责卑鄙的道德自由。（对正直的人说来，谴责卑鄙，有时甚至是道德责任。）侵犯这种批评自由，同样也是侵犯人的自由或人权。在这里，这种批评在法律上的唯一前提，同样是不违反法律。但它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标准，则要复杂得多。
还有一些朋友，一方面大力批评民运的道德形象，一方面又否认道德的重要性，履行道义责任的重要性，这在逻辑上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现在民运内外，大家都感到了民运形象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我们每个民运人士，都应该从我做起，重塑民运的道德形象，重振民运。
最后，顺便说一下，道德是从客观实际中产生的产生的，其中小部分是从自然，思维和技术规则中产生，但大部分，主要地是从不断产生的大量社会规则中，逐步概括出来的。当我们强调上面这许多的时候，读者千万不要把道德当作最本源的东西，不过对这一方面的讨论，不是本文的任务。
之七、民运人士要认真学习，提高自身水平
我投入民快三十年了，七九民运以后，形成全国广泛的民运群体。身在民运中，我深感痛惜的，一是部分民运人士的道德素质太低，二是部分民运人士过分浅薄，过分无知，却又一天到晚争出风头。所以，几乎从七九年开始，我就一再在强调道德问题的同时，劝告民运朋友不要争出风头 ，要埋头学习，提高水准。
中国的民运，总体水平，不是太高。文革中，我是浙大红暴的负责人。文革后，七九年至八零年，，浙江红暴及其它（包括各派别）朋友很关心民运的朋友，他们问我民运的水平如何，我往往如实告诉他们”不理想”，说：”全国民运，水平最高的，第一是浙江，第二是湖南，我们有的朋友称之为浙江学派。但浙江民运中水平高的负责人，也不过是浙江大红暴三流水平”。有个别民运朋友知道这个评论，大不服气。但九一年我从监狱中出来，甚至还让我大吃一惊，我这个评价仍然被证明是过分乐观。
浙江红暴朋友因为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就秘密或半公开甚至公开地反对林彪、四人帮，不少人为反对毛泽东、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被关、被判刑，而且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思潮不是个别性的，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倾向，例如74年半公开地反对王洪文和四人帮。红暴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曾经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被关押。因此他们本能上倾向民运。到八十年代初，浙江红暴的朋友和浙江民运的朋友就合在一起，两边参与的人，几乎都是我的朋友，合开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一下发展很快。但不久，两边的人就产生的矛盾，结果，民运的朋友根本不是红暴的人的对手。杭州几个民运朋友说 ，你们浙大红暴的人太厉害了，民运的人不是对手。民运缺少水平和人才的状况，确实令人丧气。有时，民运内部对许多问题认识水平之低，以及各浅薄的奇谈怪论，常常令人哭笑不得。而且有的人水平很低，草包一个，仍然要到处挑起冲突，动不动就对他人发起突然袭击，结果头破血流，臭不可闻，却仍然本性不改，弄得人人避之不及，连对他的造谣攻击，也不予理睬，因为理睬就是有失身份，过分看重抬举他，反正一般人也不会相信他的谣言。
经过中共对文化的破坏，一般说来，大陆不少人的文化素养，及知识水平，普遍偏低，由于中共长期宣传马列主义，大量马、列、毛的错误观念，不知不觉成为许多人的常识，以致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不少民运人士，天天讲着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却自以为早已抛掉了马克思主义。相反，也有的人只知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知历史，以致错把马克思早期曾经接受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观点，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许多人，其中还包括一些挂着学者、教授、理论家的牌子的人，其知识之贫乏，思想之混乱，令人震惊。
我非常希望民运的朋友们能正视这些问题，虽然先天的智力水平，是爹娘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后天的知识和智力，却完全是能够靠认真学习来弥补的。学习，当然是一种非常艰苦的事，有时，为了搞清一个概念，常常要读大量的书，要化许多时间，甚至化一年、二年、几年，来刻苦研究和思考。为了一个词，常常经年累月进行争论和讨论。唯有艰苦学习，才能抛掉虚浮、浅薄和无知。相反，像郭沫若及一些人那样，凭小聪明投机取巧，虽然显赫一时，但却是非常要不得的。认真学习，提高自己，不要吵吵闹闹，争出风头，这是我们对那些胸怀大志的民运朋友的一个真诚的希望。
其实，在这一方面，或者在学习和道德两方面，在我们的民运中，都有许多值得我们仿效的优秀榜样，例如严家其先生，他的廉洁自律，他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刻苦和认真，都令人佩服。与严先生谈话，往往很有帮助，他的学问和见解，往往给人很大启发。还有方励之先生，他的为人和专业研究的忘我精神，也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内那些有民主思想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像许良英先生、林枚先生、胡绩伟先生、王若水先生、丁子霖女士、李慎之先生、李锐先生等等，在人品的正直和研究做学问的态度上，也都是我们的榜样。我的理论对手高寒先生，由于家庭出身，学历只到小学水平，但他现在达到的理论水平，没有几个民运学者或精英在理论水平上超过他的。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推崇他的学习态度。我们一定要向这些优秀的先生学习，而把吵吵闹闹，到处挑起事端，攻击他人的草包，当作反面教材，这也是树立民运正气，重塑道德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之八、私有制不是民主的基础
我在民主取决于什么等文章中指出，所有制和经济对民主没有决定作用，我只把它们列为有影响和因素之一。但是，一些浅薄的民运人士，却没有根据地把私有制视为对民主起决定作用的先决条件和基础，这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我们为民主事业而奋斗，我本人，也许一生都将奉献给民主事业，这种情况，往往容易把自己为之奋斗的民主神化。事实上，民主不是神化的、永恒的东西，民主不是万能的。我相信未来的历史，人类会创造出超越当代民主和专制的，更先进的制度，至少是比当代民主更先进的民主制度。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不过，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必须立足于现实。例如，立足于大陆的专制现实，就不能空谈民主实现以后，才有可能的东西。例如把非暴力、公开、合法，消灭暴力革命等等变成普遍原则，包括把如何处理军队、员警等暴力，是否让它们消亡等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在中共专制条件下，空谈这些东西，主张马上实行，只是欺骗人民，帮助中共。这是第一。第二，立足现实，又必须努力争取实现民主这个未来目标，而不是维护专制现实。第三，我们还必须探讨更长远的未来趋势及目标。但是，这主要是研究和探讨而已。例如，即使我们探讨发现比民主制度更先进的制度，从稳妥出发，我也不主张马上把它付之实行，而主张仅仅把它当作参考，主张行稳妥地把世界上先进的民主制度，先搬到中国，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
当那些浅薄的民运人士鼓吹私有制，把私有制当作民主基础的时候，当他们说保障私有制的时候，恰恰的不是保障民主，而是保障企业主在企业里面专制，他们恰恰是在讲相反的观点，相反的事情，同时也恰恰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的这个观点。可是他们还自以为在宣传民主。我们主张保障私有财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是为了民主，而是因为私有制有更高的效率，是为了保障有制的效率。而保障私有制，又恰恰是保障了私有企业主在企业内部的专制，恰恰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和保障一种专制的社会制度，不过不是狭义的专制即政治专制，而是广义的私人经济领域的经济专制制度。当然实行和保障私有财产，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小的、分散的、力量较小的企业专制，来代替中共强大的、全国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合一的大专制，以减少在政治领域实现民主制度的阻力。
当毕生为民主事业的奋斗的人民，发觉自己不得不承认民主不是万能的，承认专制有时在效率方面往往高于民主时，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然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实，民主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高效率，而在于避免专制可能犯错误又不能纠正的情况，在于利用人民的监督，来避免官僚因谋私、无能和怠工造成的低效率。它主要是防止负面因素，而不是发扬正面因素。这也是现存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之一，未来更先进的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民主不是万能的，国营经济，以及那些有工会保障，因而使企业带有部分民主成分的企业，效率往往很低，往往不如私营小企业。希特勒等专制军队的战斗力，有时往往高于民主国家的军队的战斗力，都是例子。当然，像中共的全民、国营和集体经济，完全是假的公有制，它几乎是特权专制官僚的共同私产及中共专制政党的党产。目前的世界上，有个人的私有制、有社会和个人结合的股份制，有国有经济，有各种各样的所有制，但除了空气、阳光、水等等真正的大公有外，其他真正的公有制却很少。而国有经济的性质，则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如果国家为一党专制的特权官僚所占有，那么，国有经济也就被这些特权官僚的共同体以国家名义去占有。
由于经济领域的专制，为了避免这种专制带来的弊病，社会也就更强烈地要求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加以制衡，以保障人权、自由、社会公正。这当然也是西方这些私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民众强烈要求并率先实行民主的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所以，民主制度是对私有经济的一种制衡和限制，而不是相反的，以私有经济为民主的基础，也就是说，两者是对立的，而不是互为依靠的。民主国家，往往本能地与私有经济对立，本能上趋向社会化要求，全民健保，福利国家等等，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一些领导人讨好穷人，谴责富人，以争取选票，也是这种倾向的表现。所以，为了保证经济效率，对这种本能倾向，对社会公正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适当调节。如何调节，则完全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
民主不是万能的。我们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严家其先生等曾起草过一部联邦中国的宪法，其中有不少东西很不错，但其中像采用内阁制等制度，却并不妥当。我对严先生说，内阁制必须以成熟的政党制度为基础，政党制度不成熟，社会分裂比较大的地方，像印度，意大利等等，内阁制的结果都不理想，像中国这样，经过中共统治，老百姓素质降低，内斗严重，没有成熟的政党制度，实行内阁制就会乱套。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下，应该建立权威的政府，而要做到这一点，以实行总统制为好。总统易于集中权威，而不是内阁制那样，政党斗争不断，分散权威。吴稼祥先生提出新权威主义的时候，我在狱中，立即写了文章反对，托人带出寄给世界经济导报等部门。但我认为，新权威主义也有其合理的东西：这就是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应该是权威的政府，这是中国实际情况的要求。严家其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后表示赞同，说你的意见把我说服了。
所以，我们主张民主，仇恨专制。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民主的弱点，有选择性地吸收专制的某些优点。使之变成实际民主制度的优点。建立两者有机组合的，适合中国实际的，先进的民主制度。像我过去少数文章样，中共有可能利用本文的上述观点，企图把他们的一党专制说成民主。那么，我要重复我从七十年代起一再重复的观点，这就是当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点就是多党政治，是政党间的竞争，一党专制决不可能是民主。
之九、如何保证民主制度的效率
专制制度的具体效率，尤其是当其与管理人员的利益紧密相连时，有时往往较高。中共的劳改部门，是最专制的部门之一，用镣，铐，电警棍及各种刑罚强迫劳改犯劳动，其劳动效率，有时让外人感到震惊。我曾经在江苏沥阳及镇江劳改，那里的劳动效率，往往是社会上同类设备同类劳动效率的好几倍甚至十来倍。外面一天生产几十个，劳改队往往是几百个。有几次外面工厂工人去参观，听到一天的定额，马上惊呼，”啊！我们一星期也生产不了这么多！”所以这些社会上亏本的产品，劳改队却不亏本，往往出口国外与海外竞争。
我刚到劳改队时，就在外贸组，后来到镇江，搞漂染，经过我的手开出的外贸染色处方，就不知有多少。所以当中共提出一切以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标准时，我讽刺说，这样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把全国变成大劳改营就行了，很快生产和经济就发展了！但专制制度的总体效率，由于专制领导人的主观任意性，往往使具体效率互相抵消甚至成为负数。例如1958年冲天干劲的大跃进，还有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却是大破坏。如何实行民主制度，如何保证民主制度的效率，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这里，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海和浙江的民运朋友，大约四、五个人，决定在上海合开一个饭店。大家都是搞民运的，信奉民主，又都自以为了解民主真谛，决定把饭店当作民主的试点，实行民主制度。于是，大家选举，决定由一个原饭店老板，这次饭店投资中出资又最高的人当总经理。于是饭店欢欢喜喜地开张了。 可是开张不久，矛盾就来了。总经理按开饭店的惯例，进行管理。对员工下达命令，分配工作。有顾客来吃饭，为了吸引顾客，有时就决定给顾客送一、二个菜，或其他什么优惠。其他人见了，就说他违反了民主原则，独断专行，象送菜这样的事，也不与大家商量。搞得总经理很为难，说他开饭店就这样管理的，什么事都大家商量，没办法管理。他反过来说别人不懂管理。结果，双方矛盾闹得颇大，最后饭店只好关门，原来很要好的朋友闹得不欢而散。
这个例子说明，民运朋友们并不真正懂得民主真谛，不懂得什么时候该用民主、什么时候必须使用权威甚至”专制”。饭店的倒闭也说明，即使一个很小的企业，如果什么事都要民主讨论、投票表决，那么企业也是办不成的。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事无大小，都要十三亿人投票决定，那么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十三亿人，即使仅仅涉及公共事务的事，每年很可能超过几千万件、几亿件，甚至更多，也不可能投票表决。
那么，如何解决民主制度的效率问题呢？其实，西方经过民主的长期运作，已经有很多很有效的办法，就大的说来，就是直接民主制和各种各样的间接民主制的结合。民主制度，从它在古希腊产生的时候起，几乎就同时形成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形式。公民大会的表决，是直接民主制。元老院的代议制和执政官的行政，就是间接民主。
就西方目前的情况说来，主要有以下一些：
1、政府的产生，总统，议会等等，由直接民主、公民投票选举产生。
2、非常重大的问题，也实行直接民主，由公民投票决定。
3、对政府，实行全民的舆论的和法律监督，议会也对政府行政进行监督。
4、立法权和对行政权的日常监督权，授于议会，以间接民主制方式进行。政府必须服从议会所立的法律。以上各条是民主的保证，是保证人民意志原则上得到执行的措施。
5、但是政府的行政权，却授于行政长官如总统等，由行政长官以权威的、自上而下的”专制”形式来执行。
6、为了保证这种行政权的顺利行使，内阁成员由行政长官遴选，但接受议会监督，须由议会批准。
7、为了保证行政权得到更好地、专业化地执行，实行公务员制度。按行政专业需要招聘。因此，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原则时，说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事实上可能并不合适。但目前对公务员的监督，应该予以适度加强，以保证行政效率，显然还是必要的。
美国政府日常公务效率之低下，曾使我非常震惊。在这里，行政权以权威的，不受重大干扰地以从上而下的”专制”方式执行，非常重要。是保证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各种行政法规的颁布，使公务员能够按行政法规及法律处理日常问题，也是行政效率的重要保证。 而议会和行政长官由选民选举产生，接受选民委托，则是民主制度的根本所在，是使行政长官和议会符合选民意志的根本保证。全民监督及议会监督，重大问题的议会监督或公民投票，则是防止行政长官背叛民意的重要保证。目前股份企业实行的董事会及总经理制度，仿效的就是这种民主制度。不过其投票权不是属于平等的个人，而是属于平等的股份。
之十、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初步意见
本来，我一直想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它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及经济理论作一个全面的批判，一方面，吸收马克思及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纠正其根本错误，从而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理论体系及经济学理论。而且，除价值理论外，其他经济理论也必须根本改造。但一则，打工谋生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余下的时间又得从事民运及其它活动，很难抽出时间；二则，从国内出来后，有关理论书刊全留在大陆，手头甚至连一本马克思的书也没有，这几年批判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章，全凭记忆来写。而要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地方去，路又太远，几乎完全没有时间。此外，意识、思维科学、社会规范学、社会组织学、文化科学、教育科学及其它科学，更需要做大量开创性工作。因此，在这里，只好先讲一点初步意见，供有关研究经济理论的朋友们作参考。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错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样存在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然而，一种理论是否有重要意义，是否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不取决于其正确与否，正确的东西，如果很浅薄，那就几乎没有意义，1＋1＝2，在它产生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很伟大的很有意义的思想。但到现在，如果一个人只能重复1＋1＝2这样的东西，那么，他的思想就很浅薄，就几乎没有意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当然没有任何地位。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虽然其中包含原则的根本的错误，但因为其研究的空前深度，因为其理论的深刻性，却是他对人类的最大的，可以说是很伟大的贡献。马克思以自己的错误，以自己的工作，为后人走向正确、走向更高的境界，铺了相当长的道路。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错误，首先是由于其经济唯物主义产生的。在我们看来，现代生产力，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是现代人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它首先是精神性的，知识和智力性的。（人的生产力，有体力性的，有技能性的，有知识智力性的。）物化的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也是智力、体力和技能的物化，是物化的能力，而不是客观物质。现代生产力的物化，主要是知识和智力的物化。
举例说来，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近代生产力，以牛顿力学为基础。英国和欧洲的革命及思想解放运动，为牛顿力学的产生扫清了道路。牛顿力学产生于英国革命几十年年之后，是英国革命和欧洲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出的绚丽花朵。而没有牛顿力学，就没有近代生产力。因此，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不同，是科学技术创造近代现代生产力，不是近代现代生产力创造科学技术。有原子弹的理论，才能造出原子弹，有电脑理论，才能造出电脑，这是当代的常识。
但是，纯科学，包括纯科学的牛顿力学，还不是直接的生产力，纯科学只有变成专业科学、应用科学，然后再进一步变成技术，才能进而转化为生产力。这个过程，从牛顿力学到工业革命，大约化了一百年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违背历史的。
至于现代生产力，尤其是以电脑为代表的人类智力和思维的扩展和变革，更是一种生产力的，主要是智力生产力方面的全新的革命，更是由现代人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过去的生产力变革，不过是人手的延长，而现代电脑、电脑网路，则是人脑的扩大和眼睛耳朵的延长。
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是民主主义者，接受了大量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想，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但他们很快转向实践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之后，就开始抛弃甚至不断批判人文主义思想。现在有的人把马克思接受的人文主义思想当作马克思的创造，完全不懂历史。但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等文章中，他们却又发现他们的经济唯物主义不适用于原始社会，认识到经济唯物主义的个别局部错误，但他们却用两种生产等尽力调和矛盾，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恩格斯的晚年，说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这比他们物质生产力创造和决定人类社会的观点，是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脱出自己错误理论的范围。事实上，生物科学说明，人是由自然界创造出来的，劳动是由自然界发展的人创造出来的，人又通过劳动，创造了物质生产力（而不是创造世界）。
因此，按我们的观点，人的自身发展程度，人的智力、知识的发展程度，在当代，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决定生产力的质的方面；而人的社会发展程度与自然资源一起，决定生产力的量的方面。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建立起来的价值理论，原则上包含以下错误：
一、马克思以其一贯的经济唯物主义，只重视和计算物质劳动，主要以体力为主的劳动，只承认它们创造价值，不承认管理及其它劳动的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把运输等劳动排除在价值之外。实际上，现实的价值，必须包括上述所有劳动。例如，没有运输，人类创造出来的产品，就不能消费，就只是潜在的产品，潜在的价值，只有经过运输，并且经过商品交换送到消费者手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及现实的价值。尤其是马克思轻视管理劳动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更是错误的；
二、即使把所有这些劳动都计入价值，价值理论也是不完全的。因为现代生产力和现代产品中包含着现代科学，现代技术，也必须包含在价值之中。只有现代科学和技术对生产者完全公开，并且为生产者平等地掌握之后，人们才可以平等地减去这一因素。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扩展到除科学技术外的前述所有劳动，才可以近似地以这些劳动来计算价值。因此这种扩大了的价值理论，是否成立，是有严格的先决条件的，并且是近似的。
三、科学技术的价值，象马克思讲到的艺术一样，是很难用价值理论来衡量的，并且是复杂得多的过程。我们不要把一切商业化、价值化，不仅不要把人的生产包括生育、扶育和教育完全商业化、价值化，也不要把科学技术的生产和艺术生产全部商业化、价值化。企图把一切商业化、价值化，是经济异化的社会，即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特点。但一切商业化价值化的社会，人成为自己的创造物商业和价值的奴隶，其实是很可怕的社会。如果一切都商业化，在那种社会，象希特勒那样虐杀残疾人，在理论上也是合理的。
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计算科技及艺术的成本。科学，主要是技术，有时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商业化，但千万不要把一切商业化。尤其是纯科学，对人类的贡献，难以估量。可是，这种意义巨大的纯科学，比一般的科技意义大得多的纯科学，却无法或很难商业化、价值化。如果用短视的商业眼光来看纯科学，那么，纯科学就将受到极大的摧残。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人类和一切有力量的国家，应该化很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发展纯科学，即基础科学。
四、即使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价值也只与劳动的量有关，与劳动的质无关。与生产力的质更加无关。因此，体力劳动只扩展产品的量，包括物质生产力的量，它不会创造生产力的质，不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生产力的质，现代生产力，是由现代人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份子，不是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即使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也是错误的。至于人的精神产品和精神生产力，包括智力生产力，以及其他非物质的生产力，则更加是由父母，教师，学生，科学家，工程师，作家，知识份子创造出来的，与体力劳动更加无关。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五、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价值计算，在技术上无法操作。这种理论只有纯理论的意义。实际上许多地方是不合理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整个价值计算体系，颇不合理，更加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为了技术化、合理化，必须应该结合现代会计和统计学，进行改造。
十一 、 再谈民主与效率问题
在民主问题上，笔者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主制度必然会取代专制制度，否则，就不会在七十年代初，抱着准备坐牢杀头的决心，为民主制度呼吁。但同时，笔者也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笔者认为，只要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一个高效率的、远超过专制或威权制度效率的民主制度，那么，我们就决不能说，民主制度已经最终地战胜了专制制度。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研究日本和东亚发展的模式，在狱中写过文章，指出这种模式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西方民主制度，并指出它的原因及这种模式的根本特点是：1、东亚家长制（温和专制）式的社会和谐；2、建立在这种社会和谐基础上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管理模式。
当时的文章并指出，在中国大陆，家长制式的社会和谐已不复存在，威权制度已失去存在依据，并不再对社会起进步作用。这些观点，后来又在批判新权威主义的信和文章中多次重申。当时的文章当然也谈到东亚模式对教育的重视等等，不过，这不属于上述根本特点。同时，在当时的文章中，我也指出，这种模式的重大弱点，是缺乏创造性。家长制及威权制度，都是扼杀创造性的。日本的创造能力，和它的国力及模仿能力就非常不相称。而人类的发展，包括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最根本的就是靠人的创造性。
事实上，不仅威权制度，而且所有的专制制度，如果建立在人民的盲目的或自觉的服从上，它的效率都是非常高的。如果专制者是聪明、开明、理智的，那么其效率就将会令人震惊。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创造的经济奇迹，共产党国家在战后的建国初期，只要不头脑发昏，其效率、速度，常常令人惊奇。但是，一旦专制者头脑发昏，其破坏效率也常常是惊人的，五八年到五九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几乎把中共建政后的建设成果及至前人留下来的一些成果，全部破坏了。并且造成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数千万人的死亡。
专制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由于可以牺牲人、人的福利和自由，来实现这种高效率。并且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力量，目标一个方向前进。而民主制度却做不到这点，民主制度必须允许人民捍卫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人权，自由和幸福，并且允许不同力量的存在，仅管这些目标不同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会互相抵消。我八十年代批评中共的基本路线及生产力标准时，开玩笑说，只要把全国变成劳改大队，中共的经济就很快发展了。
不过，中共也没有能力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劳改队。尽管中共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部分，以致人们把大陆称为大监狱，大劳改队。但真正变为一个大劳改队，却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人民的本能反抗，而一旦人民的反抗强度抵消了专制制度企图集中力量，面向一个方向的努力，那么，专制制度的效率就将立刻落后于民主制度。所以，凡是人民不再盲目和自觉服从的地方，其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各种弊端的丛生，往往令人震惊，其效率，也往往就被抵消了。而这时，民主制度又有创造性的优势。这种创造性，与民主制度虽然不太高，但较多正向作用正向前进的效率相结合，对专制制度就占有绝大的优势。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研究民主制度在效率方面的如何全面超越专制制度的问题。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保障人权、自由、幸福和人的创造性，但这同时，也是与专制制度不同的，制约民主制度效率的因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我们的重大研究课题。不过，其中有二点，可以肯定是民主制度可以赖以提高效率的，并且是对专制制度的决定性优势，这就是：1、民主制度下，人的创造性。民主制度所保护的人的标新立异的权利。2、人们对民主制度的理性的热情，自觉和献身精神。
2001年6月9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