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6日讯】巴金的谢世让我们再次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在这片苦难大地上，“说真话”还是那么难，难得让人几乎喘不气来，在官方垄断的传媒上到处是一片阿谀奉承、粉饰太平的声音，无休止的套话、空话、废话，更可怕的是撒起谎来脸不改色心不跳，最近出笼的所谓“民主政治白皮书”就属于此类，并不是没有与此不同的看法，而是这里根本不可能得到公开表达的机会。真话被封杀的结果，只能是假话和废话盛行。在真话无处说的地方，在不能说真话的时代，良知和正直等一切良好的品质当然都得不到鼓励，相反，趋炎附势、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以及明哲保身、苟且求生、逆来顺受将越来越成为世人奉行的人生准则。
巴金说：“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事实上讲真话很难，要达到安徒生笔下那个小孩的程度尤其难，巴金生前就没有能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话。1989年5月，他曾写信给大学生，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所有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都会保护你们。等到血光闪现，他沉默了，再也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16年来的历史，就是“说真话”越来越难的历史，以巴金的地位之尊、影响之大，也没有能做到讲真话。
在说真话的空间被无所不在的权力剥夺之后，说真话确实太难了。当巴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断地呼吁“讲真话”时，中国大陆已经足足有三十年失去了任何讲真话的空间，所以他才会在痛定思痛之后，提出这三个字。而在1949年前，无论社会如何动荡，说真话的空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少年巴金可以热烈地追求无政府主义，鞭挞一切万恶的政府，青年巴金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写出社会黑暗，控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更让后人羡慕的是，他可以自己办刊物，办出版社。从1935年到1949年，巴金在文化社会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这完全是一家独立的民间出版社，带有同人出版社的性质，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凭理想、热情建立起来的，包括他这个总编辑在内几乎都是义务奉献，他们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即使在烽火连天、极为艰辛的抗战8年中，他们也艰难地坚持下来了。那个时候，虽然他们编的《文季月刊》也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他们可以换个名称马上就另创一个《文丛》月刊。只要知识份子还可以自办这样的同人出版社、同人刊物，证明那个时代说真话的空间还没有封死，有理想的人们可以坚持说真话，而不必顾忌统治者的态度。民间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在1949年后成为一个不能碰的禁区，从此中华大地成了鸦雀无声的一家之天下，本民族最优秀的分子追求自由的努力由此进入了一个最为艰难、险象环生的阶段，欲讲真话而不能,包括林昭在内的许多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时代，巴金因为重新提出了“说真话”，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即使他自己在说真话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但只要我们还没有找回无所顾忌地说真话的自由，他提出“说真话”这个题目本来的意义就是不可取代的。要击穿一个时代的谎言、暴戾和不公，看似很复杂，其实也简单，只要人人做到讲真话，张牙舞爪的权势力量就会原形毕露、露出光屁股了。因此讲真话很难，现存的权势力量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止真话，千方百计地用一切可能的东西替代真话。越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中就需要真话。一个容不下真话的民族是可耻的，也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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