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黑暗统治下一个医生家庭的遭遇

林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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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日讯】一九三六年,我父亲才十七岁,到上海考取教会医院 – 上海卫生疗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半工半读。因为他文化基础好,又肯吃苦耐劳,以优异的成绩深得老师的器重和教会的关注。他在毕业前受了洗。毕业后被医院化验室主任卢德泉医师安排到化验室工作,培养接班。

我母亲也考进父亲所在的学校学化验,被父亲的精明、勤俭、诚实所吸引。他们一九四二年结婚, 四三、四五年生了我大姐和二姐。一九四七年教会调我父亲到青岛基督医院,我就在那里出生了。这段时光是一家人最甜蜜美满的。后来国共内战,形势紧张, 为了寻求安稳的生活,我家一年内去了重庆、福州、惠州等地,最后到了台山基督医院,两个弟弟就生在台山。

一九五零年医院被政府接管,军管干部担任主要领导。我家的苦难自“解放”后就一个接着一个的来。

首先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镇反(镇压反革命),”当时是抗美援朝时期,政府挑动全国人民蔑视、仇视美国。医院领导认为我父亲与美国教会有牵连,不分青红皂白,把我父亲抓起来审查,严刑拷打,并没收全部财产。我父亲饱尝了几个月铁窗之苦,最后还是因“没有证据”而无罪释放。然而抄家没收的财物却不退还。这件事严重的伤害了我父亲及全家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我父亲虽然回医院工作,但免去领导职位,只作门诊医生,兼做手术。由于他工作认真细致,名声很快在台山流传开来。很多人先看看林大夫有没有上班,再挂号;每天看八十个病人、作两个小手术是常事。那时每周要职一次夜班。父亲乘急救车去救过很多人。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表面上征求对党的意见,实际上铲除异己,重点在知识界。有位陈医生提出“领导应该学习专业知识,把自己变成内行,才能称职。不要外行领导内行。”本来我父亲领教过共产党的毒辣、阴险,不愿问政治,埋头业务。谁知医院党支部早设下陷阱,一再动员我父亲鸣放。我父亲只好说出心里话,“我赞成陈医生的意见。作为领导,都应该成为内行;确实不该外行领导内行。”

此言一出,党支部如获至宝,找到了一个斗争目标;随即开大会宣布揪出了一个大右派。那些共党干部出于妒嫉,和向上缴功领赏,新帐老帐一起算,连在教会工作多年和三反被冤枉都是错。我父亲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他实在冤枉,辩护几句,就被打成“极右,”近乎“敌我矛盾,”被送到农村劳改,只发基本生活费。母亲也被评为右倾,调到一个乡镇的工人疗养院工作。家里值点钱的都卖了,只剩下床板和打补丁的衣服。记得锅盖坏了,就用面盆当锅盖。

父亲被安排放牛。有一天行雷闪电,牛受惊乱跑,撞倒我父亲在水田里,断了两根肋骨。后因肺叶受压,又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开刀取出肋骨,以致双肩不平。父亲从微簿的生活费里省钱供大姐读中学。母亲有遗传的哮喘病,还要支撑病弱的身体照顾我们姐弟几个。因为父亲的名声,方圆几里的人都来农场找他看病,而不去台山城里人民医院,父亲三年半“劳改”后,医院急需父亲的技术和名气,在一九六零年给父亲摘掉右派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医院工作,降级使用,工资连降四级。

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开始了。这回党内党外一起整;党内斗“走资派,”党外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我父亲虽然被摘了帽子,还是要挨斗。白天要工作,晚上被批判。

我大姐在高中是文娱委员,毕业后与当年的学习委员结婚。姐夫家是地主,俩人都因为出身不好,不期望能上大学,一起到一乡镇做小学教师。谁知不到一年,就因为出身,被赶到姐夫的乡下住牛棚。姐夫家的房子分给贫农住。我大姐体弱,每天要听冷言冷语,看仇视的白眼,还要帮地主成分的婆婆拣几担牛粪。姐姐没有坐好月子,儿子也老生病,常回家找父亲看病。姐姐因为营养不良,牙齿都变成暗灰透明的。她实在无法再挣扎下去了,为了儿子的前途,忍痛与丈夫离婚,带孩子回城。谁知苦命的姐姐又碰上文革后的下放潮,被迫下放到离城很远的农村。姐夫被逼偷渡香港,每月给姐姐一些支援。

父亲想让我考护士学校,因为右派子弟不能上大学。谁知护校更难上。我是五名报考护校中成绩最好的,还上不成,因为右派的女儿不收。我只能上一般的华侨中学。那几年文革动乱,我们姐弟四人都要下农村做农民 (二姐幸运初外)。

新年放假,我老同学带着他斯文、和蔼的母亲来提亲。他们家是资本家成分。尽管我们相爱,父母还是婉拒了这门亲。大姐婚姻的惨痛经历太可怕了。成分不好,几代人都翻不了身。我的老同学家很惨。解放时十三间店铺只给他母亲一份卖布的工作。他父亲气死了。文革后他母亲跳楼自杀。因为他家收留的养女带红卫兵抢走了密藏的财物。她叫三个儿女偷渡,但他们不愿丢下生病的母亲。她就选如此下策。

每次运动都死很多人,拆散了多少家庭。幸亏我父亲的高尚医德和高明的医术,我们一家才没有彻底垮掉。在中国对我们一家是没有前途的。不知共产党再搞个什么运动,又要遭殃。所以父亲帮我们找对象的条件是家里有华侨,可以出国;而且必须是成分好的工、农、兵。结果我们三姐妹的婚姻都不幸福,都从城市下嫁农村。 我做了十年农妇,苦不堪言,受尽了摧残。就在我快绝望了的时候,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我总算逃出来了。

虽然我终于生活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找到工作,重建家庭。但共产党对我生命打下的阴影,还是伤及了我的孩子。我大女儿离家出走,早婚,又离婚,生活坎坷。

共产党害了我家几代人。凡是在共产中国的家庭,有几个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挨过整?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

去年大纪元时报的社论“九评共产党”是一份对中共邪党的判决书。人们的良知在复苏。超过五百万人退出了共产邪党!我佩服那些长期生活在共产邪灵统治下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听到真实的新闻,只能听杀人邪党的谎言,仍能看清邪党的本质,勇敢的退党!他们真了不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共产邪灵的毒害,让我们摆脱邪灵的附体,肃清流毒,迎接美好的新纪元!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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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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