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一
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为了延续生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保护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例如，江 浙一带为了驱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里去，只是名字挂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区因为孩子多病，瞧不起医生，就把孩子名义 上寄养在一个会法术，懂医道的长者膝下，名曰“保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当然不再用这些迷信的方法来延年益寿，而是通过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例如，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不应有的意外。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种托儿所代为照管。孩子一旦离开 学校，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就自动生效。如果有人发现，一个12岁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挂一串钥匙，一个人打开房门，再也不出来，就会有人报警。不经过繁复的 司法程式，孩子很难从政府的福利机构里领回来。电影《刮痧》就讲的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给孩子刮痧，而被美国法院指认为“虐待”的故事。
抚今追昔，我想起了我上中学时学过的名篇《夜走灵官峡》。这篇歌唱工人阶级不畏严寒、忘我牺牲的伟大小说至今还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初中一年级的课本里。小说写的是一个夜走灵官峡的“材料队长”，因为到一个绝壁下的石洞里躲避风雪而碰到了这里的两个小“洞主”，七八岁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宝成。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的 父亲就在对面的万丈悬崖上打炮眼，母亲则在石洞下边的运输便道上指挥交通，因为责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双儿女被整日遗落在悬崖上的石洞里倚门忘归。当然，略大一点的成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残忍，一家四口被分布在一条峡谷的三个点上，每一点到每一点都是一段抬眼可见的距离，而对每两点上的任意两个人来说，却又无异于万水千山，颇似民歌里唱的“见面面容易啦话话难”，但在作者笔下却充满了道德牺牲的壮美。他没有写一个悬挂在万丈绝壁上的父亲抬眼可见自己的儿女却不得相聚的悲伤，也没有写一个立在风雪中担任“交通协警”的母亲，对一双丢在石洞中的儿女那种十指连心的牵挂，更没有写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过他们的分分秒秒的，作者在一厢情愿地讴歌工人阶级的奉献热情时，似乎忘记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究竟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石壁上照顾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没有想过，一个未成年人究竟有没有责任为大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牺牲”买单？ 如果说有，那么，谁来为一个孩子的童年买单？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样的理由可以高过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家长 把孩子丢在石洞是怠忽职守，就像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一对陕北农民把孩子拴在“炕头石”上下地劳动是“惨无人道”一样，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我们很难理解一对1958年的工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知道，那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但对一个自诩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来说，能不能站到人道的立场上，感同身受地分享他笔下人物的苦难和怨憎、爱欲和情仇却是一个绝对的尺规。我们当然无法要求杜鹏程在探访完石洞后，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将“虐待儿童”的工人夫妇抓起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他将工人的子女无人照看，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写进小说或上报有关部门，建议在工地上成立“幼稚园”或“流动学校”总不为过吧？但没有，我们甚至在文中没有看到他等到这对可怜孩子的父母回家就一拍屁股上路了，临走还煽情道：“风，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这对苦命孩子的不幸处境不仅没有触发他从更深广的意义上关心底层民众的命运，反而“坏事变好事”，更加鼓舞了 他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萨特一样为“保卫自由而战”，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小说都像加缪说的“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但我们至少得要求一个时代的作家不要成为谎言的制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谋”。如果说一对夫妇将孩子放在石洞是“不得已而 为之”的话，那么，作家的有意识渲染就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帮忙”，尤其是当这种“帮忙文学”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行政势力混合，成为垄断人们头脑和心灵的工具时，这类作品的意义就绝不仅仅如教材所说是诱导学生“理解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坦白地说，这不是“诱导”，而是“诱奸”。
二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像我的一位挚友批评我的那样是“迂阔而不切实际”。因为在一个政治至上，所有的尊严和价值都匍匐在某种主义或领袖脚下的极权主义时代里，不用说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得不到保证，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无可选择地成为某种国家道德的附属品。当这种道德召唤任何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儿童，做出牺牲时，个人应当无条件地收拾行装引颈就义。
予生也迟，闻道也晚，不能躬逢一个国家英雄辈出、巨人蜂拥的中兴盛世，但仅记事以来听过、看过、学过的少年英雄就有：刘胡兰，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刘文学，戴碧荣，韩余娟，赖甯……其中刘胡兰14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 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韩余娟12岁，赖宁14岁……据《中国少年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以后，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９人，舍己救人的14人，保护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车的５人。
在那个癫狂年月里，一方面，个人人格遭到集团信念大面积地挤压，从而集体性地萎缩、凋零；另一方面，集体人格又在一种虚假共同体的感召下无限膨胀，以至遥不可及。大量的“集体主义英雄”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诞生的。
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甚至从这些政治小祭品被摆上供桌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再也不关心这些“祭品”本身的生死荣辱，没有人关心他们被推入铡刀下，赶进埋伏圈，驱入茫茫雪夜之中的恐惧、疼痛、无助和绝望，更没有人关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几倍几十倍于他们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车、惊马以及满天大火较量时是否有可能取胜，是否合于公众利益，人们只记得他们奔赴的那个远大目标和高入云端的教义本身。
这是西方的人权思想吗？显然不是；这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吗？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讲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是一种冷酷文化培养出的冷酷道德。本来道德的精义是要改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协调各阶层、各团体以及具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但在这儿却被一些人用来号令天下，成为打击异己，坐收渔利的利器。具体方法就是，把一种集团性的道德无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为一种图腾和诫命，然后号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按我手指的方向挺进，灵魂才可以进入流着奶与蜜的“太阳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吗？截至目前，我仍然认为，人类创造的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与人的私欲互相纠缠的矛盾，并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但就像必须给不守道德的人设置一条底线一样，给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须设定一条上限，这上限就是，当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 为一的通天教主们，向人们兜售高调道德时，必须计算他们提倡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割肤施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的具体含量。方法是，当一条道德方程中“舍己”和“利人”两种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后者为零，前者为一百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坏道德，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应该寿终正寝。当刘文学舍去的是一条生命，换回的却是一把辣椒时，任何有理性的动物都会判断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为说到底，道德是以“利社会”为目的，以“善”为最高旨归的。当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不仅与社会毫无价值，反而无端地供养了一批或一个箕踞于社会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独裁者时，这种道德就背离了当初产生的本意，也就是说它已不为“善”，而为“恶”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