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5日讯】我于1956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62年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做水资源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校期间，校长一直是中共党文化的代表蒋南翔。
北京清华大学是1911年按照美国办学模式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许多老师教授留学西洋，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使清华成为承传民族文化的热土和桥梁。明显标志之一就是学校提倡道德、善良、自强、自律的学风，把易经中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作为清华校训教书育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从而蜚声海内外。即使在动荡的战乱年代，清华人依然严守校训。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把北方高校，包括清华迁至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清华校长梅贻琦受命主持，仍然维系着知识份子的气度和高等学府的尊严，毫无趋炎附势的颓丧。
举个例子，有一年云南省长（号称云南王）龙云的孩子没能考取联大，龙云亲自找到梅校长，要求破格录取。若按中共的党文化，“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是个绝对好的既献媚又勒索的难得机会。梅先生则迥然不同，他热情地邀龙云吃了顿校餐，并请教务长潘光旦（后来的复旦大学校长）作陪，当着龙云的面，让潘安排个老师，利用晚上课余时间去辅导龙公子，争取明年考取。而且叮嘱不要忘了收取龙府的家教费！成为清华校训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楷模佳话。
中共建政后，对民族文化的破坏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首先毁掉中华传统中从整体全局进行协调认识事物天人合一的神传文化，而强制推行实证科学的从具体局部割裂的认识事物方法把学科细化，从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开刀。搬来苏共的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把一个理工同修，社会、艺术相容的综合性的清华大学阉割成专事技术的工科大学。还要细分学系，专业和专门化。把师生的精力专注于狭窄的框框之中，面对工程部件和技术性数位，按照规范，手册进行机械思维。而且各学局部，依赖集体配合和制约的所谓团队精神，才能做出有价值的东西，极易深入党文化。或许这就是当今中共中央出现“大清华帝国”的要因之一。魁首胡锦涛就是我们水利系水工42班的六四届毕业生。
院系调整之后，中共采取对学校师生附体的办法，推行它的党文化，我进校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早已荡然无存。“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办校宗旨，通过校党委、系总支、年级党支部、各班党小团支部、以及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渗透到学校肌体的各个方面。当年胡锦涛毕业后，就留在清华做了好几年的政治辅导员。后借清华原党委书记刘冰任甘肃省委书记之机，调去兰州，任甘肃省团委书记。后来刘冰又向党中央组织部长宋平推荐了胡锦涛，进而使胡锦涛成了继胡耀帮、胡克实、胡启立之后的第四胡团中央书记，并在党文化的塑造和韬晦之下最终成了中共隔代接班人和现今的邪教掌门人。
因为知识份子作为士大夫阶层，对民族文化的承传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中共为维护其专制统治，推行其党文化，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改造和整肃知识份子。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力恐怖手段，大搞批判斗争。从1951年的批判“教育救国”“行乞办学”的武训，到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亲身经历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无不如此，而且范围越搞越大。在清华的“反右”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人，是清华副校长钱伟长、我们水利系的老教授黄万里，和我们水动工12班的同学周如鹏。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叫“士可杀不可辱”，中共知道你害怕受辱而不怕杀头，他越是批判你、羞辱你，给你挂上牌子游街示众。它不杀你，却不再给你正当工作和生活权利，并把你打成另类的叫牛鬼蛇神，让你成为下等公民，当作敌人进行专政，还要株连九族，并以此杀一儆百。很多人执拗不过就屈服了，被改造了。结果中共邪灵附体，成为阿谀奉承，按“假恶斗”党文化的应声虫。一旦如此，就可以得到中共的重用，名、利双收，平步青云。而坚持民族文化精神，不服整肃，不接受党文化者，则永无出头之日。
我所在的清化大学水利系，就有中国赫赫有名的黄万里和张光斗两位教授都是水利专家，但却是迥然不同的两类典型人物。我作为他们的学生，50年代在校时，曾听过他们的课，领略过他们的风采，并接受过他们各自的指导和推荐。62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后，工作中仍然分别与他们有所交往，从而了解到他们在中共党文化中天壤之别的不同人格和处境。
黄、张两位教授分别于是1911和1912年出生于上海和常州，年龄只相差1岁，上世纪30年代都留学美国，都学有所成回国报效。中共建政后都在清华水利系当教授并参加了我国重大水利工程的相关工作，却走了不同的道路。
中共建政伊始，毛泽东就要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河山，首先就盯上了中国的命脉大河——黄河。他要把“圣人出，黄河清”的民谣变成实际行动，从而铸就他的“圣人”地位。1952年在百废待兴、国力很差的状况下，就急不可待的请苏共专家帮助搞黄河流域规划，准备筑坝修库蓄积泥沙，使下游黄河水变清。好大喜功、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做起了黄粱美梦，决心在十年内就要把黄河变清，并题写“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手谕，置于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显要处，以行鞭策，1954年根据毛泽东的旨意，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了《黄河流域综合利用》，并讨论实施，兴师动众，进行三门峡水库的建设。
黄万里教授博学多才，熟知天文地理，对于黄河流通量问题，他着力从宏观的水文地貌学的研究，掌握水沙运行规律，根据黄河泥沙的产生和输移运动的理论，寻求对策，选出了“黄河不可能变清，也不应人为强制变清，否则就要闯祸，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的结论。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理念，大禹治水的思路。实际上是不接受中共“人定胜天”的蛊惑，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举起了反对让黄河变清水的旗帜，抑制了苏联专家制订的黄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孤军作战中苏专家七天七夜。后来还在清华校刊上发表“花丛小语”进行评说。毛泽东气急败坏，把黄先生打成右派，此后一直处于被劳动改造的下等公民地位，20多年不让他登台讲课。黄先生有科学理论在手，又有为国为民的忠，不计个人得失，不求荣华富贵，刚直不阿，直言正谏，充满了民族文化的正气。
张光斗教授，是大坝专家，专事水工建筑，只能从工程技术上认识问题。接受中共党文化“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理念，相信通过改造自然获得更多财富，促进国家建设，认同了中共邪灵“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邪说，坚定地支援毛泽东邀请苏联专家帮助整治黄河，从而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予以嘉奖，委以重任，1955年成为中科院院士，1956年加入中共，并出任三门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三门峡水库1960年建成，运行不久就验证了黄万里先生关于泥沙问题论断的正确性和对水库危害的预言，虽经1969年的两度改造，仍招致渭河洪泛的危害，并威胁西安市的安全，而且仍在恶性发展，连张光斗先生也不得不提出：“三门峡水库应该立即停止蓄水发电”的哭喊，以期减轻渭河地区的泥沙淤积。但是黄万里先生的政治地位、生活状况、学术待遇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仍然是教授而已；三门峡工程造成的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作为其技术负责人的张光斗先生没有承担责任，反而文过饰非，说什么“当年修三门峡水库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了算，我有什么办法。”尽管如此，张先生政治待遇越来越高，学术权威性越来越大，经济收入自然越来越多，这就是党中共邪灵给予的报酬，是党文化的结晶，只要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科学技术的成败、学术水平的高低都是无所谓的。
张光斗先生受了党文化的调教，在对待长江三峡大坝的兴建上，更是积极主动，他知道那是毛泽东所要的“高峡出平湖”，是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的政绩工程，也是向外国人夸耀示威的政治工程，谁参与都有荣誉，捞取好处，而且“人大”都批准了，即使出现再大的问题，也都是次要的，我也没有任何风险!因为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政治立场站对了，积极支援大坝兴建，1994年又当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成为三峡工程技术顾问兼监督的头面人物，是中共最为倚重的红色专家。
黄万里先生则不然，尽管40多年前的黄河三门峡工程证明了他业务水平的超群，但长江三峡工程的筹建并不让他知情，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共加快了兴建三峡高坝的步伐，才引起万里先生的警惕和关注。黄先生以为中共和张光斗教授有了三门峡水库失败的教训，三峡大坝的兴建就会引以为鉴，充分论证，科学决策。所以黄先生仍然以科学理论上去研究探讨，得到的结论是“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能修的，”老天的安排竟是这样的无情，黄先生所否定的又是一个毛泽东搞点江山的畅想工程，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工程。对于中共来说，尽管花的是中国百姓的血汗钱，面对的是难以估量的国家资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代价，并不放在心上，需要的只是显示政绩，表面强大，所以一定要建。这是政治问题，大方向问题，千万不能被搅黄了，否定了。怕的就是黄先生期待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三峡工程不能上马，就没有江泽民李鹏的“丰功伟绩”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都是这样。这也是中共党文化的组成部分。无奈，中共邪灵只能采用黑箱操作，流氓手段压制不同意见，蒙骗世人，最后祸国殃民。
黄万里先生在研究了长江三峡以上的水文地貌之后，认为正处于造床过程之中，其基岩以砂页岩为主，造床物质是卵砾石，不是悬移质泥沙。若河床建坝，原本年年被推移出夔门的砾卵石一粒也排不出。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渐延伸，致使水位擡高即淹没农田，又擡高洪水位，造成防洪困难，“高山出平湖”的代价是沉重的，国家和百姓是难以承受的。为此他一再上书给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观点，仅在92、93年间黄教授80多岁高龄之际就给中共总书记投书三封，要求停止三峡大坝建设，公开进行论证，甚至要用法律手段上告监察部门追究江的责任，但江始终置之不理。这种尊重科学，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坚强不屈的精神，不阿谀奉承，不畏强权，坚持民族文化之文死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舍身取义等优秀品德尽在其身，堪称中华知识人的楷模和中华民族文化之灿烂。
黄万里教授信守“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清华校训，亲笔遗嘱依然是长江治理的方案，而且反映出神传文化迹象，他对国家利益，人民死活，以在长江筑坝树碑立传的谴责，义正严词，代表民意天义，是一生只讲真话，不讲假话的圣人。
而大权在握的张教授，在听到三峡工程总管向他汇报三峡防洪效益出现的问题时，毫无隐讳地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实际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报告后，曾就此质疑过长江水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也承认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没错。但是我们实际操作中只能以降低蓄洪水位到135米来处理，（而不是147米），即使这样做会影响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也得如此。但你要记住我们永远绝对不能让大众知道这一点。”张教授所言所行完全是中共邪灵的愚民政策和谎言欺骗的党文化，既不尊重科学，又不顾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代价。
从黄张二位教授在中共建政后的对比可看出，黄万里先生坚守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身体力行，光明磊落，物质上贫穷，层次高尚；而张光斗代表的则是被党文化，改造了的老一代人，奉行的是对已自我洗脑绝对服从的文化，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对中国是歌功颂德的是马屁文化；对百姓是封闭文化，谎言欺骗文化，总之，是反科学，反自然，反人类的反动文化。谁轻谁重，谁正谁邪 ，不言自明。张教授被中共党文化洗脑，早已把清华校训抛大海，自以为是地做着伤天害理之事，又不顾年老病重，还在“全国反邪教协会”中任职，帮着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今已是卧床不起，被中国邪灵附体糟塌得也够可怜的，为清除中共党文化的毒害，请充许我再次呼唤清华校训，结束我的发言。
厚德载物兮，自强不息。
200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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