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3日讯】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不久前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披露：２００４年中国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汇总资料，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ＧＤＰ增速相比，高出３．９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２６５８２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３．６５万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５％。共和国的统计资料有“偏差”那是人所共知的“秘密”，但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把手在两会上自报家丑透露出的总量超过2．6万亿元的GDP水分，还是让人感到不小的惊讶。本人曾经翻阅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传媒《人民日报》的部分内容，那是一个中国意识形态晴雨表，当时的社会作用较之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有过之而无不及。亩产万斤大跃进大饥荒的那个疯狂年代所报出的统计资料偏差就远不是如今的2.6万亿GDP所能比拟的了。
1958年在上一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后，开始了大跃进的一年，为了体现党领导的绝对正确性，当最上层在毫无监督毫无顾忌情况下好大喜功的时候，上欲取之下必与之，各地方政府纷纷大放卫星，（笔者注：那个年代中国意识形态宣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老大哥苏联的卫星上天，所以在工农业领域一但有什么惊人的业绩都会被称为“放卫星”，与“大跃进”一样“放卫星”如今都成了吹牛皮的代名词，但在那个年代都是不折不扣的光荣词语。）其中农业方面尤为厉害，1957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96斤，亩产千斤以上那时的中国第一传媒《人民日报》都会予以重点报导，时间越往后试验田的亩产越高，从58年的上半年早稻开割到下半年晚稻的收获，从亩产千斤开始几千斤、上万斤、几万斤的试验田都出现过，最高亩产“记录”由广西环江县创造，亩产大麦十三万斤，这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的粮食单产“世界纪录”。每一次有高产卫星的发出，为了验证“真实性”，《人民日报》的报导都会特意强调有本级及上级党委领导在场，也有农业专家当场监督。
在此背景下，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全国各地向中央上报的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五亿吨），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7年的粮食产量是3700亿斤，最后大会“定下”的1958年粮食产量是7500亿斤，目的是比上一年翻一番再多一点，其他工农产品也是按照这一原则定下的当年产量，如：1957年钢产量是535万吨，大会确定1958年钢产量1100万吨。应该说1958年除了个别地方有些自然灾害外（如河北省有持续百天的旱灾）基本上是风调雨顺的一年，粮食是大丰收了，但在没有什么新的高精尖科技情况下，粮食产量无论如何是不会翻番的，更不会以数倍的高速增长的，亩产十几万斤粮食也只能是天方夜谈，这应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可这种荒唐事偏偏就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出现了。195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中说：“根据预计（中国）在工业战线上，钢的产量将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在农业战线上，粮食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棉花将达到六千七百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油料增长50%左右。”同日，《人民日报》三版发表时任农业部长廖鲁言的文章《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的任务》，“（1958年）粮食作物的亩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包括薯类在内，平均由1957年的二百零四斤提高到四百斤以上。薯类除外，平均由一百九十六斤提高到三百五十斤以上，都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一倍左右。棉花亩产量，由三十八斤提高到七十五斤，也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一倍。”1959年4月18日、19日分别开幕的全国政协三届首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首次会议上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也确认了由党中央制定好了的之前一年大跃进工农业的统计数字，并且公布1959年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笔者注：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科技远比那时进步的多的今天中国也没有实现粮食总产量超万亿斤，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9100亿斤。）
我们现在知道的庐山会议是彭德怀为民请命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最终因言得罪。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 但中共官方却一直没有公布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已经倒台的事实，是不是当权者们也知道“彭集团”是为民请命才倒的，公布出去于党的形象不利啊？具体原因恐怕是只有已经作古了的决策者们才能知道。只是在 9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地方登出由刘少奇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当时的彭德怀对外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和政府的职务，在“吴家花园”恐怕只能算是“软禁”，但这些局外人普通老百姓是无法知道详情的，还只当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人们也只能通过他不再公开报导中露面猜测他如何如何。直到八年后的1967年毛泽东为了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1959年党中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在庐山会议后对1958年农业统计资料进行的大幅修，改并公开公布了修改情况， 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会议公报》（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通过），以及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的决议》，2版刊登《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1958年农业统计数字的公报》，“（1958年）粮食总产量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棉花总产量四千二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其他农产品也做了相应的修订，此处从略）。由于以上农产品的产量修订，一九五八年的农业总产值修订为六百七十一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一九五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为一千八百四十一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8月29日《人民日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其中计划将粮食产量改为比1958年增长百分之十，力争达到5500亿斤。
1959年农业生产确实遇到了“灾害”，也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唯一一年有点“灾害”的一年，主要是中部粮食主产区夏天百日未下雨造成的大旱。要说明的是，59年的自然灾害远没有超过1954年黄河发大水所造成灾害，60、61两年只有地方小灾并没有大的自然灾害，59年—61年所造成的“人祸”却远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大灾年所能比的。而在1959年修改了统计资料后，“放卫星”的情况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英雄的各地人民如何如何在党的正确领导战胜大旱的新闻报导，而且《人民日报》在报导各省的粮食产量时不再神乎其神了，但各地党委和政府还是在强调粮食产量比上一年略有增加，至于具体产量多少比上年增加了多少报导都是语焉不详。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河南的一篇报导说，解放前的1942年河南大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样的大旱却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1960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开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中说：“1959年粮食计划达到五千亿斤左右，实际达到五千四百零一亿斤”“计划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9年增长10%左右。”（笔者注：当年周恩来没有作按惯例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开公布的粮食产量最“权威”的是李富春的这个报告中所列的统计数字。）这里面李富春代表党中央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本来在1959年制定当年的国家计划时，粮食计划产量比上一年增产10%达到5500亿斤，而在1960年的统计中，粮食总产量是5401亿斤，离计划还差那么一点，考虑确实存在的中原各省粮食主产区百日没下雨的大旱，真要是产那么多粮，本也说的过去，但党的面子不能丢计划不能不完成，“计划5500亿斤”就被改成了“计划5000亿斤左右”。
195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7500亿斤削去三分之一变成了5000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5401亿斤这些经过修改的数字都不是最后的统计资料，现在《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那几年粮食总产量是：1958年4000亿斤（两亿吨）、1959年3400亿斤（1.7亿吨）、1960年2600亿斤（1.3亿吨），但这些却在普通国人能看到的《人民日报》上却踪迹全无，我们又如何去相信反复修改的最后结论资料能是真实的呢？而1961、62两年的《人民日报》关于农业的新闻报导明显大幅的放低了调门，1961年全国的两会在没有任何解释原因的情况下取消了。在共和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也是在《人民日报》上没有出现一个字的报导，就是在推卸责任的前提下有一点“罪己”意思的大会，也只能是在县以上干部中传达，所谓的检讨诚意可见一斑，造成那么大的人祸却只能向与会的七千人检讨而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百姓却没有任何知情权。1962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也只是在《人民日报》有开幕和闭幕的简单报导，当年和前一两年的任何统计资料，哪位大人作了什么报告，分组讨论状况如何拥护大会报告和向党中央汇报各地上一年的成果，以及大会所作的决议等等都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这与从前尤其是59、60年两会时《人民日报》的高调报导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党和政府已经拿不出什么漂亮的统计资料了，粮食产量大幅下滑，为了保持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不把事实情况告诉普通百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让不多的人知道实际情况。而更为重要的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却没有人去统计，以至后人要想研究那段历史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能靠其他方法去估计了，而准确数字却永远也无法得到了。
历史教训是极其惨痛的，远忧近患无非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性质上都是一样的，中国统计数字经常失真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造成的。说到历史原因，中国与西方传统文化最大的区别是感性和理性的差别，像祖冲之计算圆周率那样的理性成就实在太少了，现代社会极其理性的统计学由西方传入中国，惯于感性的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显然不如西方人那么强烈。但对于统计的不实更为主要的是现实原因，非民选政府用它来粉饰领导的绝对正确性，党利用无限的权利领导着这个国家的一切，统计报表也就成了当权者手中的一张任意打出的牌，张显着一贯正确思维下的太平盛世，开动控制的意识形态机器宣传着做出来的漂亮资料，就像将一个不太美丽的脸蛋经过整容再展示给国内外的人们，一但要是整容整出了什么不太盛世的丑陋脸旁，他又会不让世人见其真面目。统计资料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同样有着重要意义，还是前面曾经提到的那句话“上欲取之，下必与之”，官员升迁的权利不在民而在上级组织，统计资料是考核官员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且做资料对于官员来说不会有任何政治风险，大不了是“错了就改，改了再错”，在中国大陆从没有哪个官员因为统计资料不实而承担什么责任。人们经常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新闻报导：“某地的某项指标在某个时段一举扭转了数年的下滑局面，又出现了大幅增长……。”下滑那几年是不会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实在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漂亮资料，还可以利用手中宣传机器煽动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什么的，转移国内的矛盾，1962年就是这么干的，《人民日报》成天报导“中国人民抗议美国姥滚出古巴”，如果不是日后历史真相大白，还真不知道那是因为“导弹危机”引起的摩擦，而当成美国姥亡社会主义之心不死的无端挑衅，因为《人民日报》只能刊登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而不会登出那次危机对社会主义不太有利的起因。
其实解决统计资料不实的办法也不难，一是透明二是使更多的相关人的利益与统计资料挂起钩来使更多的与之相关人士自觉自愿的将其监督起来。政府宏观的统计资料是由众多企事业单位组成，通过立法把企业统计数字与本企业员工的工资增长联系起来，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适用。把企业每年利润增长的一个固定比例做为下一年员工工资增长的依据，企业员工肯定会自觉参与到企业管理中去，而政府巨集关的统计资料也作为公务员加薪的依据，把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固定比例来为公务员加薪，使公务员加薪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当然这么做也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如国有企业借机虚增利润给职工以好处使国有资产变相流失，政府相关人员虚高财政收入“非法”提高公务员薪金，但笔者相信，只要是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跟的上并在透明的前提下，出现的问题应该能够得到解决。在党领导下要解决统计资料这一顽症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中国前任总理朱镕基在为中国最高会计学府的题词竟然是“不做假账”，可以想像中国会计行业假到了什么地步。“不做假账”竟成了最高指示，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出会计业做假之猖獗，仔细想想现在的中国社会又有哪个行业做假不疯狂呢？统计与会计也算是相关行业，大跃进时候的粮食产量和如今的2.6万亿GDP中央和地方的差距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国人在强权下早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了。倒是要提醒某些外国的某些政府和官员，可不要以西方现代化社会的思维看待中国包括统计资料在内的一切“中国特色现象”，表面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统计资料只能说是“障眼法”，太平盛世的背后到处都是隐藏着的都是危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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