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从取消农业税看大陆农村治理的危机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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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9日讯】2005.03.07

大陆一年一度的“两会”前夕,媒体喧嚷较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农业税。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在日前的一个会议上说,目前大陆已有26个省区市决定继续或从今年起免征农业税。大陆今年将进一步减少农业税200多亿元,大约有7.3亿大陆农民将告别上缴“皇粮国税”的历史。

在温家宝去年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时候,大陆的农业税其实在政府财税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很低了,大约不到百分之四。有报导说,今年减税以后,农业税占大陆财税总收入的比重将下降到百分之一,明年则很可能为零。而五十年代初,大陆农业税的比重曾经高达百分之四十一。

大陆官方宣传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农业税的减少是一种进步,而没有农业税的中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事情果真是这样吗?就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农业税,或农地税在公共税收中的比重会随经济发展而下降,但就其绝对水准而言,并不一定是农地税越少越好。这是因为,无论是从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还是为了社会的公益,从农业级差地租中提取一些公共收入都是必要或有益的。那么,为什么大陆今天发展到要完全取消农业税的地步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大陆征收农业税的成本实际上已经高于税的收入,得不偿失,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农村中滞留了大批过剩人口。过剩人口吃掉了大量地租,不仅减少了税源,而且增加了征税的成本。那么,导致大量过剩人口滞留农村的原因又是什?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农村征敛的大量税赋并没有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农村的新增人口。因此,可以说,大陆完全取消农业税并非是一种进步,而是经济发展失败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大陆取消农业税已经太晚了,因为许多农村早已征了多年的过头税,把本当用来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和生活条件的公共资源,用去养活庞大的征收队伍,养活腐败的政府。大陆农村广大地区缺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但农民还要承担比富裕的城里人高得多的税率。大陆早已是世界上税负最不公平的国家。

问题是,取消了农业税的大陆农村,就成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了吗?杨小凯生前做过一个重要的研究,他比较了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税赋,发现民主国家的税率比专制国家的税率要高,也就是说,恰恰是专制政府,而不是民主政府才搞轻徭薄赋。许多中国人一开始不解其中的道理,因为这个发现与我们在专制社会中生活的直觉不一致。

我们的直觉是,专制政府蛮横强硬,应该比民主政府能够征更多的税。但事实是,杨小凯的发现有深刻的道理。专制政府要想维持长久,就必须搞轻徭薄赋,否则,就会像秦朝那样迅速地垮台。这是因为专制政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无法做到税赋公平。在这种情况下,税率越高,越容易官逼民反。而民主政府之所以敢征比较高的税,一是因为税负比较公平,二是支出受到监督,比较能够保证公众的利益。

从这样的角度看大陆政府取消农业税,事情就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美好了。因为一个完全不征税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能力自治的社会。如果说,在宏观的层面上,大陆的城市已经不需要从农村转移收入,而是应该反过来,由城市向农村转移收入,这也并不等于在农村内部也不应该有农业税或农地税。农村再穷,也有许多公共的需求,如果农村内部没有能力实现公平税赋,解决自己的许多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那么,他们也没有能力公平合理地使用来自城市和工业的转移性收入。

正因为如此,完全取消农业税,恰恰说明大陆农村的治理的危机非常之严重:大陆当局只能顾减轻农民负担这一头,而根本没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税赋公平。但是,大陆当局应当非常清楚,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农业税的总量本来就不多,而农村人口却十分庞大。一年减两百亿,摊到一个农民头上不过几十元钱,还不及农民工一天的工钱。大陆农民今天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一点小恩小惠,而是对农村体制,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根本性变革。否则,虽然告别了皇粮国税,却永远不能告别贫穷与落后。

——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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