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昨天是母亲节，我看到许多天真的孩子们，用自己亲手制作的卡片，写上Happy Mother’s Day!或者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件小礼品，送到妈妈的手里。当妈妈们收到这些礼物时，无不充满着欢乐和幸福的微笑，连声说：谢谢！谢谢！这种母子情、骨肉亲的情景，是多么令人感动，不由得我这个已年过古稀的老人，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没有上过学，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我的家中，祖父也是个庄稼人，有四个儿子，父亲最小，除父亲外，伯伯们也都是种地人。家里劳力强，大家又勤奋，祖父又善于治家，在当时来说，也可算得上是个小康之户了。因为两家都是务农，可算得是门当户对，母亲受媒说合，就嫁到我家来了。母亲嫁来时，还没有分家，是一个有二十多人的大户。那时，母亲还只有十八岁，她为人贤淑，妯娌之间都相处得很好，对公婆也很孝顺，人又勤奋、聪明，很会做事，深受全家的喜欢。来家两年之后，生下了大哥，也就是这一年分了家，四弟兄各立门户，从此，母亲就成了家庭主妇，独立的操持着家务。父亲是个么儿子（排行最后），也许是祖父母的偏爱，没有让他务农，而是把他送进了学堂，成为了当地少有的读书人之一。后来地方办学之风兴起，父亲被聘请当了教师。那时教学条件很差，没有校址，大都办在祠堂或庙宇里，几十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按着年岁，大都分为四个班级，就由一个老师轮流授课，当一个班授课时，其它三个班，就布置复习呀、默写呀、做算术呀等，所以当老师是很劳累的，报酬也是很微薄的，每年是20－30担谷子（相当于二千多斤），从正月开学到十二月学期结束，年中放两次农忙假，每次半个月，所以老师几乎是全年都在学校里。
父亲忙于教学，就无?顾及家里，家里所有的一切事情，都由母亲承担。母亲很能干，因为小脚，无法干农活外（摘春茶除外），其余妇女们应做的事，如烧菜做饭、浆衣洗裳、纺纱织麻、缝补衣裳……几乎样样都会，干起来也十分利落。
随着时光流转，家里的人口也渐渐增多，母亲共生了我们十一个兄弟姐妹，养活成人的有八个（六男二女），养育了这么多子女，可想而知母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劳累。就拿穿鞋来说，每人一年只穿两双布鞋，也得做二十双，一针一线，该要花费多少时间。上十人的衣服要洗，每次要搓洗一大木盆，每天要做三餐饭食，还要养猪喂鸡，整天都是忙过不停，起早摸黑，很少有休息时间，即使是寒冷的冬天，把我们兄弟姐妹安置睡下之后，她一人独坐油灯下，手摇纺车纺纱，每晚都要纺完两个纱团（相当于四两棉纱），一直忙到深夜，甚至鸡叫，才上床睡觉。母亲年复一年，辛勤的劳动着。母亲劳累了一生，但没有享过一天清福。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解放”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相反却带来了灾难。在此之前，人虽辛苦点、劳累点，但还过得很安逸，很幸福，但共产邪党来了之后，千千万万象我们家一样幸福安祥的家庭，竟被迫害得家败人亡、支离破碎。
父亲长在农村，也会干许多农活，但毕竟他是个文化人，他喜欢从事教学，无?参加劳动，所以当时从祖父手下分得的十几亩水田和山林旱地，不得不请长工耕种，农忙时，还得临时雇些短工，多余种不了的，也就只好租给别人种了。当时，我们弟兄尚未成人，大哥十八岁时，就离家外出当兵，二哥只读完一个初小，就留在家里做事，稍大一点，就跟着长工学做各种农活，二哥就是跟着长工，长年累月，风里雨里，忙于农事，我从小就是跟着父亲读书，父亲教在哪里，我也就跟到哪里。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抽时间为父亲做饭菜，我和父亲可说是相依为命，在一起吃饭，在一间床上睡觉，直到我要上高小时才离开了父亲，之后上中学，进大学，就很少跟父亲在一起了。
四十年代中期，教育发展很快，不少年轻学子，没有条件继续深造的，大都投身教学这一行业。象我父亲这些老一辈，无形中被挤了下来，由新的一辈取而代之。因此，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就再没有教书了，闲住在家，参加一些轻务劳动，帮助做一些家务事和农活。
一九五一年农村开始了土改，那时我二哥已经成人，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但因为父亲劳动少，雇有长工，还有土地出租，父亲又是文化人，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声望，家族中有些什么事情，少不得由他出面，乡里间发生了什么事，也得请他到堂，自然的就成了名流绅士了。我们那里没有什么大户，大都比较贫困，这一来，矮子中挑高个，在运动中就被打成了地主，父亲挨批斗，房屋、田地、财产被没收，全家人扫地出门，赶到一间仅有两房的破旧的房子里居住，父亲却被关押在村政府里，由民兵日夜看守、毒打、逼交果实。特别是我大哥，由小兵渐渐爬上当了连长，这在闭塞的乡村来说，好象出了大官，被认为给家里寄回了不少金银钱财，其实大哥并没有给家里寄回什么，只是在结婚时，给了大嫂一双金耳环，但在没收财产时，就已经被抄走了，家里再无任何金银之物。因为交不出财物，父亲就被说成是顽抗，老被往死里打，经过了几个月的残酷迫害后，父亲被整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但他们还不松手，仍然继续毒打迫害，终于在一天，父亲被打得昏死过去了，但狠心的打手，说是父亲装蒜，又用绳子把父亲吊在横梁上，一上一下的折腾，开始父亲还有点哼声，渐渐的，任凭你一上一下的拉扯，也就再听不到任何声息了，等停下时，父亲已经咽气了，活活被他们折磨死了。
父亲死时，全家人都不准见上一面，只有一个刚满六岁的弟弟，偷偷的混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死时的惨状，父亲头发长乱，枯瘦如柴，两眼未闭，眼珠鼓出，口角有血迹，仰卧在地上。那时我的三个伯父，因为成分很高，都是富裕中农，心存余悸，怕惹火烧身，不敢出面为父亲料理后事。还是我的一堂伯，他成分好，历史上干净，为人正派，没有怕心，他下了自家两副门块，叫子侄等帮忙，草草的把父亲埋葬了。埋葬时，我们全家也无一人到场，全家人虽伤心欲绝，也不敢当人大哭。只有在无人时，或夜晚，全家人才能痛哭，但也只能抽泣，不敢放声。特别是母亲，几十年的恩爱夫妻，就这样撒手永别了，而且死得那样凄惨，悲痛得撕心裂肺，终日房门不出，以泪洗面，如痴如呆瞪着双眼不吭一声，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什么也不知道，终日不吃不喝，终于病倒了，一连躺了三个多月时间。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忙请来了医生，为她抓药治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家庭的不幸，使得母亲已无能力再支撑这个破碎的家庭了，重担落在二哥的肩上了。要维持一家十余人的生计，要让老的和小的都活下来，那真是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何况他也是还不到三十岁的人，还有点残疾（他左腿肌肉萎缩），要护养一家，实在是难呀，特别是初期，全家被扫地出门，一无所有，样样都得向人乞讨求舍。好在平时，父亲没干过坏事，母亲又很贤慧，和村里乡亲都能和睦相处，特别是一些生活上有困难的，这家缺点油，那家少点米的，还是来我家求借求助的，母亲都是很热心，毫不吝啬的帮忙解决。一些年长或同龄的妇女，也都爱到我家来串门，不论谁来了，母亲都会热情招待，沏罐姜盐茶（茶里放姜末和盐，是当地喝茶习俗），荼里放上一些黄豆芝麻，一边喝茶，一边有说有笑的闲谈着，有的还甚至帮母亲做点什么活，那真是亲亲热热的，如同一家人一样。如今母亲被打成了地主婆了，但左邻右舍，从不把她当地主婆看，暗地里还送些东西来，有给碗筷的，有给锅盆的，有给衣被的，有送粮食的，当我们弟妹们外出乞讨时，他们就都能尽量多给点。乡亲们当着干部不敢来往，背地里却十分同情，都乐于施舍帮助。村里开四类份子会，一般也不叫我母亲去参加，万不得已时，就让我二哥去顶替（二哥不属四类份子），就这样，全家人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在善良人的关心下，总算支撑了下来，但人的精神是痛苦的，生活仍是贫困的。在邪恶共党的专制下，要想摆脱那种残酷处境，那是很难的，只能是逆来顺受。
一九五三年，大哥从东北遣返回家，因为是反动军官，又带兵和共军打过仗，所以是戴着反革命份子的帽子遣返回来的。本来就已不象样的家，却又增添了一个反革命份子的成员。大哥一回来，住房就更拥挤不堪了，但又无钱新建。恰在那时，原分住我家房子的一位农民，自搬进去后，经常作恶梦，心里害怕，不敢住下去，要想卖掉。我那头脑简单的大嫂知道后，就到处借钱，终于将房子买下来。但搬进去不久，乡政府下来了干部，召开村干部会议，说买房是地主反革命的“反攻倒算”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决不能掉以轻心，于是召开群众大会，把大哥大嫂捆绑到会场，进行了批斗，强迫承认是反攻倒算行为。批斗之后，房子被没收，人被赶了出来，可算是第二次扫地出门了。可怜的兄嫂，房子没住上，倒被捆绑批斗，还欠了别人的借债。后来只好向别人租了一间房子，算是从那两间破屋里搬了出来。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二哥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被抽调去建水库。二哥身体本来不怎么结实，还有腿疾，但因出身不好，只好在工地上拼死拼活的干，成分好的人，可以玩点巧、偷点懒，但二哥不敢那样，一冬一春强负荷的劳动，二哥的身体更不行了，加上五九年又闹饥荒，真是雪上加霜，二哥经不起饥饿，误食了有毒野菜，有一天大病发作，肚腹绞痛，痛得在地上连连打滚，又无钱送医院去抢救，全家人都束手无策，二哥痛叫了一天一夜之后，就再也没有从地上爬起来，撒手人寰了。母亲眼见着儿子痛苦的死去，更加心痛交加，精神上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人变得更加苍老瘦弱和糊糊涂涂的了。
二哥死后，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五弟的身上了，上有老母，下有弟妹，还有二哥留下的子女（因二嫂无奈，只好下堂改嫁了）难呀！日子的煎熬，几乎要把这个刚成年的年轻人压垮。
弟妹们也渐渐长大懂些事了，都知道守在这个破屋里将永无出头之日，更会加重家里的压力。首先是大妹，刚过十七岁就出嫁了，接着是二妹，在十五岁时，拿着两件破衣衫，只身一人，跋涉几百里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一个一般小干部，无权无势，安插无门，送读书吧，她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一个十五岁的大女孩，总不能和三年级小朋友坐在一起吧，幸好，我的一位相好的同事，是粮食部门一个门市上的负责人，要雇请一个勤杂工，为了照顾我，就把她请去了。二妹是在家受过苦的人，知道艰难困苦，所以做事特别勤快，有时间还主动去替营业员帮忙，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她，后来就把她转成营业员，从此她跳出了火海，在粮食部门干了一辈子。倒数排行第二的那个小弟弟，在大跃进时，工业大上马，要招收大批工人，十五岁的他，谎报了十七岁，被招进了工厂，但好景不长，没干上一年，工业下马，工厂停办，工人被迫回去。他深知回老家是无法摆脱困境的，因此他没有走向回家的路，而是投奔了我处。当时到处都是下马，哪里也不需要人，无奈，我把他送到县农场，当了农场的一个员工，参加农活生产，后来农场解散了，还原成了大队，我这个弟弟就变成大队的社员，后来他就在大队里谈了一个对象，正式在大队里成家立业了，不过夫妻恩爱、勤劳俭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孩子，虽是农民也很幸福。我那最小的弟弟，看到哥哥姐姐一个一个的走了，他也不愿待在家里，硬吵着要出来，结果也送到我这里来了，当时他还只有十岁，我送他念完了小学，后来又上了农中，毕业后，先在我老伴公司当勤杂，因老伴是股长，与经理关系甚好，后来就让他到屠宰场学宰杀，后来被提升为那里的负责人。二哥的儿子，20多岁，在家里却无法谈对象，因为条件差，别人都看不上，我那位在农村的弟弟帮他在他那个大队找了个对象，当了个进门女婿。
我们那一大家子，就这样做鸟兽散，各奔东西了。只有我那个五弟，带着妻子儿女，仍住在那个破屋里，侍奉着我那可怜的老母亲。
自一九四九年春，我投奔共产邪党之后，几十年我就没有回过家。在党文化的长期洗脑下，脑子里只有“党”是母亲，所谓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敌我界线”，在这些党文化的毒害下，我没有，也不敢去照管那个生我养我的家，也没有给任何一点点财物（包括精神上的）去报答生我、养我、育我的年迈母亲，原因只是她是地主婆，我必须要同她划清界线，否则就是立场不稳，就会受到批判，受到处分。
一九八一年，母亲去世了，她仍然死在那间破旧的房子里，在那里她整整煎熬了三十个年头。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的心颤抖了，我淌下了伤心的眼泪，我的良心在责骂自己——不孝的东西。这时，我才觉得对不起母亲，我决心回家去见母亲遗容一面。宁可受处罚，也不应再当不孝之人，虽为时已晚。我由老伴陪伴，终于回到了我阔别数十载的故乡。当我被带进那间破旧房时，我那年迈的母亲，满头白发、脸色蜡黄、满口无牙、面容憔悴，直挺挺的躺在那个只有三只腿的木床上（有一只腿断了，是用砖垫着的），身上衣衫破旧，被单也是补丁加补丁，此情此景，使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不由得放声大哭，我连叫了几声“娘”，可是娘没有任何反应。我知道，母亲在生我的气，她是不会理我的，她是伤透了心而走的。当时，我的确是很伤心，但我觉得她就不应该当地主，我就不应该是地主的儿子，我把一切都怪在命上，却没有半点责怪邪党的意思。
当读了“九评”之后，我如梦方醒，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共产邪党所为。因为邪党的作恶，才有千千万万象我这样不孝的儿子，才有千千万万象我母亲那样遭苦受难的母亲，才有千千万万象我家那样支离破碎的家庭。自共产邪党成立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对人们的迫害，至今为止，还在继续作恶，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抓捕民主异议者，尤其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压，抄家、拘捕、判刑、酷刑迫害，多少个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多少个母亲失去了生命，多少个母亲至今还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或洗脑班里受酷刑折磨，多少个母亲被迫流离失所、有家难归。
当我们大家在欢庆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正在遭受迫害的母亲们，我们应不应该用我们的良知和正义，共同来反对共产邪党的邪恶，制止这场迫害，恢复所有母亲们，也包括所有受迫害的人们的自由，还所有母亲们的一个清白。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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