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8月7日，广东省梅州市兴宁黄槐镇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井下有 123名工人被困，生还希望渺茫。
8月29日，官方救援人员已经放弃搜救幸存者努力，被困井下123人全部遇难。历时23天的救援工作，只找到六具遇难矿工尸体，其他死者尸骨无存。
每次大矿难发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再次高度关注、发出指示，特大矿难要派联合调查组；当地政府的各级领导再次组织抢救、看望受难矿工家属和追查相关责任人。这两年，又多了一道领导干部“道歉秀”的风景。
从上到下的官员都信誓旦旦，要整顿煤矿，关停无证煤矿和私人小煤窑，加大安全投入和技术改造，尽量杜绝煤矿事故；此次中央官员还发出狠话：要让黑心矿主“倾家荡产”。
然而，无论高官们如何关注、如何三令五申、如何严惩责任人、如何愧疚和道歉，甚至每年几次全国性“安全生产大检查”，也无法减少中国的矿难，民间舆论把下井的矿工称为“预期死亡的人们”。
一边是最低廉的劳力从事最危险的职业，几乎每天都有黑暗中的矿难，矿难中的矿工死伤、亲人嚎哭和受难者家庭的绝望；一边是最有钱的煤老板经营最赚钱的行业，他们个个都是一夜暴富，买豪车，住豪宅，吃豪宴，雇保镖、买枪支，一脸阔气，一身狠气，……同一种黑金却划分出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
在这种贫富两重天的背后，是比黑金和黑心更黑的制度。
首先，官方对生命的政策性蔑视：煤矿安全投入欠账过多（高达500多亿），长期沉迷于高能耗、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政策性的补偿规定导致死亡赔偿标准过低，对暴利的贪婪和对政绩的追逐导致对矿难的麻木心态。
其次，制度性救济的匮乏：煤矿行业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矿工也没有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不允许独立的新闻监督和独立的司法调查，矿主和衙门的官商勾结只能愈演愈烈。
其次，这一切政策性和制度性原因，总根子就是冷酷的党权至上和官权至尊的体制。一党独裁从来都是冷血的，从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只有冷血制度培养出来的官员，才会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政权稳定高于人的生命。
在当今世界上，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已经变成国际通例，它标志着国家及其政权对生命的敬重和珍惜，也以此来彰显生命的宝贵、来提醒全社会对生命的珍视。而在中国，国旗是为高官们准备的，中共政权可以为某个领导人的死亡下半旗致哀，却从来没有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按照中国国旗法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但自1990年10月1日国旗法实施以来，中国屡屡发生百人以上的特大矿难，却没有一次下过半旗志哀。甚至，1994年12月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夺走了288名中小学生和37个成人的生命，2005年6月黑龙江牡丹江市沙兰镇洪灾夺走105个小学生和4个成人的生命，这个冷酷的政权仍然没有下半旗中共政权可以为某个领导人下半旗致哀，却从来没有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
对于频发的矿难，有关官员及其御用专家曾一再强调：国情的特殊决定了中国矿难频发的难以避免。他们振振有辞地论证到：通过对国外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发展趋势的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具有高度相关。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生产事故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事故率才开始逐渐下降。所以，中国经济要到2020年才能达到人均GDP5000美元，也就是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有到那时，中国安全生产的水平才能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那么，同样是不发达国家的印度，现在的人均GDP只有500美元，远低于中国的1000美元。按照中国官员的推算，印度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应该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但事实上，印度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42，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共官员用经济发展水平来为矿难高死亡率辩护，除了冷血，再无其他。
关于控制矿难的死亡率，有关官员居然说：矿难死亡率准备按照每年下降4.0%的幅度控制，已经是天大的政绩了！比如， 2004年百万吨死亡率准备控制在3.8左右，比2003年的4.17下降0.37。按照这样的官方逻辑，起码在2020年前的十五年里，矿工们只能忍受每年3000多起矿难和四－六千人左右的死亡。
也就是说，只要还采煤，矿工就要继续每年数以几千计人数死下去。这是多么可怕的官权逻辑！
在中国，“一支独秀”的经济背后是矿难的“一支独秀”。
在黑金吃人的背后，是更黑的崇拜GDP和暴利的人心。
在黑金和黑心的背后，是更黑的蔑视生命的制度。
2005年9月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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