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4日讯】九月下旬的靖边已相当寒凉，七点多钟天已黑了，从网吧出来我不禁裹紧了衣服。这件红色运动服其实是我的囚服，2005年8月，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看守所关押期间，这件运动服是我唯一的外套，帮我抵御早晚的寒凉。此时冷风吹来，冬意似已迫近，我不禁惦念至今仍在监室关押的我那至爱的亲人。看守所监室高高的铁窗是终年不关的，那是警官们巡视时观看和喊话的窗口，8月份我在监室时，逢上阴雨天，晚上躺在床板上就会感到冷风强劲地扑面而来。这阵子离供暖时日尚早，天又如此寒凉，我很是担心我那年长瘦弱的亲人受风着凉。
靖边县看守所管理比较规范，警官们素质也不错，这让我这落难的人很是感念监狱毕竟不是地狱，虽然没有自由，虽然卫生条件不好（这当然不是说监室卫生不合格，而是与我先前的生活条件比较而言），虽然监室人员构成复杂，但总还不至于经常胆战心惊地担心遭到斥骂侮辱，我当时已是很满足了。
我必须承认，人在被强制地排在罪人的行列，当他要做出种种认罪的举动时，他的心不可能是平静的。我绝无指责靖边县看所守的意思，监所里的规矩，大概全国都是一样的吧？比如警官巡视时你要反扣双手低头跨立，比如每天训练时要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真诚悔悟、重新做人”，比如你要经常高声打简历报告自己的姓名、住址和罪行，比如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铁门的锁一响不管你在做什么都必须马上靠墙低头站立，比如你决不可以犯错让警官训斥否则全监室的人会一起斥责你……诸如此类，种种种种，这些举动加之于有罪的人，或许并不为过，但若加之于一个无罪的人，而且是日复一日地加之于他的身上，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承受这样的折辱呢？
我的亲人，陕北民企诉讼代表冯秉先，此时，他正在承受着这样的折辱。我不知他在用怎样的感悟和豁达宽解自己，来度过这样的每一个今天和明天？
除去这种精神摧残之外，他还要承受身体的摧残。花甲之年，一米七六的个子，他的体重不足百斤，身体很弱，体力很差。如果熬夜或是不能午休，第二天他就会精神很差一副要病倒的样子。监室生活是不自由的，白天里除特殊情况外不许倚靠在被子上，据说男监室经常要坐得直直的，但我的亲人，因为体力的原因，平日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倚靠在床上看书或工作的，他不能承受长时间的站坐。监室里两天就要值一个四小时的夜班，有时人员少安排不开，三天要值两个班，连我这年轻力壮的人都不堪其苦，我那年长的亲人只要是不经常地值上几个夜班，就可能把他累得病倒。我不能亲知他在监室里的情况，但我想警官也许因为年岁的原因对他有所照顾吧，我想号子里的人大概也会同情他帮助他吧，那我将对所有关照他的人感激不尽了。
谁让他犯罪了呢？有人可能会这样说。是啊，我也一直在想，是谁让他“犯罪”了呢？
在这里，我想把榆林一些人对冯秉先的几种看法概括如下：
1、冯秉先替大家（陕北所有的石油投资人）坐牢不值得。
2、都是冯秉先闹的。陕北石油投资人大多没什么文化，油井收了他们也无可奈何，冯秉先素质高、人在北京、认识人多、活动能力强，把事闹大了。
3、冯秉先、朱久虎、冯孝元是陕北的罪人。因为他们闹得动静大，现在上面下令把油井全部收归延长油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油井，现在失去油井，政府干部和公职人员以后可能要发不出工资了。
我想针对榆林人的这几种说法，发表一点浅见。
作为冯秉先的亲人，我们不愿他坐牢，更不愿他替别人坐牢。但是，2003年，冯秉先等人的维权活动争取到了曾培炎副总理的批示：“小油井的整顿是必要的，但要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这条批示迫使陕西省政府下令变无偿收回为给予适当补偿。冯秉先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第一次坐牢，失去自由33天，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作为囚徒的屈辱。那次坐牢期间，他曾被转监，曾跟死刑犯睡在一起，曾遭受在押人员的侮辱。那时，他58岁，身体状况比现在要好一些。
一个坐过牢的人应该怕坐牢才是，身体瘦弱敏感自尊的冯秉先为何要再次向着监室走来？我想，为人文雅谦和、性情平静宽容的他必定认定了这是求真理和行公义，才会这样义无反顾！
而现在，冯秉先的再次坐牢，可以理解为牺牲自己试图照亮前程吧？
油井收归延长油矿，实际上以另一种形势证明了陕北政府对民企资产和民企维权的处理方式遭到了上级的否定，已经判定了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央“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方针政策。伴随着油井失去的，不仅是地方利益，还有某些官员的颜面，所以，就有那么一些人，揣度着政府会悻悻然，对冯秉先等人会愤愤然，于是，他们就开始散步冯秉先们是陕北的罪人这样的言论，试图为打击报复冯秉先们营造舆论基础。可是他们忘了反思，这种论调恰好暴露了自己的错误心态。
让我们来试分析一下持这种言论者的狭隘心理。
第一，地方利益至上。
不管怎样，必须使我陕北地方受益，如果损害了我陕北地方的利益，就是我陕北的罪人。他们忽然又忘记了矿产资源是国家的而不是陕北地方的，而先前，他们曾口口声声以矿产资源国有为由、借国家的名义抢夺民营资产，现在他们反倒认为国家利益、全局利益是陕北的敌对利益了！其实，正是这种狭隘的地方本位主义思想做怪，才使陕北政府在油井整顿事件上一错再错。
第二，破坏社会和谐。
中央一再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散步这种言论的人，其实是在挑拨陕北广大干部群众对石油投资人的怨恨心理。投资人们已经够冤的了，现在再蒙受怨恨，他们势必又会反怨恨。表面上看来，干部公职人员恨的是冯秉先等几个人，实际上，冯秉先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背后又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人，冯秉先们备尝艰辛不惜牺牲自我为投资人争取权益，他们在陕北石油投资人中有很高的威望，给冯秉先们定罪，投资人会认为这是在给他们这个群体定罪。“我蒙受损失，你还要定我有罪？你拿走我的东西，再由你来定我有罪？”投资人难免心不服口不服。给冯秉先们定罪，会使本来因再次启动补偿将要走向平息的陕北石油事件埋下新的不愉快甚至激发更为不良的社会舆论。
陕北石油投资人从痛失油井到奋起维权，已艰辛地走过了三年，他们已不再是“没什么文化”、收了就认了、或者想拉炸药包跟政府同归于尽的蒙沌的群体了，太多的痛苦和挣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足以使他们觉醒，他们现在看重的不仅是补偿，更要为自由和尊严斗争！！
陕北政府也有一肚子的委屈，自己成了替人杀人的刀子，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有人抱怨：打井是上面让打的，收井也是上面让收的，抓人也是上面让抓的，让他们夹在中间难做人。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自身，如果真是严格按上面的精神办事，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了。
第一，1999年，“1239号文件”下发后，陕北政府没有根据中央精神及时整顿。不管是替民企着想也好，还是根本上是为保全地方利益也好，毕竟是“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文件收藏起来，号召群众继续打井，结果2000年打下大量油井，这些油井的投资人损失最为惨重，很多人倾家荡产负债累累，造成了最难解决的矛盾。 欺上瞒下，自埋祸根，作茧自缚，势必难以脱身！
第二，曾培炎副总理批示后，仍不按中央精神办事（有人可能要把这归根于贾志邦省长执政时的陕西省政府），仍然迷信强权暴政，单方面强制补偿。这是中央给台阶不下，抛弃了化解矛盾的契机。
第三，今年五月，民企要求诉前对话，既没有静坐也没有喊口号，没有拦截政府车辆，更没有打砸抢；在陕西省委门前，靖边县公安局还出动了许多警力进行监管，警方与群众相安无事；对话之后，榆林市领导还与民企代表共进午餐。可是两天后，忽然制造出一个什么民企将在五月末到北京有重大行动的谎言，开始大面积搜捕民企代表。民企对话时，有可能言辞犀利态度坚决，但这也只不过是理论上的探讨，就算民企去的人多了点，恰好有违他们还不能详知的刚刚出台的新《信访条例》，但这也构不成狂抓滥捕的理由。
有的陕北官员言辞放肆，说话总爱拿上级领导垫背。比如某官员在北京说，民企人员围堵省委大门，影响了某省长的车出入。我不知这是真话还是假话，也不知那位省长听到底下的人动不动就拿自己说事是何感想。如果我们的地方官员一面对上构陷民众，一面对下扭曲上级政府和领导的形象，如果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这样充当着中央、省里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链条，那我们真不知胡总书记苦心构建的“和谐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得以实现！！
现在，朱久虎律师得以释放，陕北政府急匆匆抢来的油井终归他人之手，上级打了陕北政府五十大板，这种形势多少让社会各界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曙光。现在令人担心的是——陕北政府会不会愤愤不平，上面打我五十大板，我就狠狠地打民企几百大板。现在，冯秉先等十二位投资人的案卷已移交检察机关，据陕北公安的人放风出来，说给这些人排好了队，要将其中六人判刑，七人（包括取保候审的朱久虎律师）劳教。我们不愿看到陕北政府在上级希望平息陕北石油事件之际，怀抱阴暗心理，再次使用“欺上压下、歪曲事实”的手段对投资人进行打击报复，再次毁坏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再次恶化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或许我十有八九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不是一个关得住人禁得住声的时代了，只要诉讼代表一日还在关押中，社会各界富有良知和勇气的人们的营救行动就不会停止，国内国外的舆论就不会平息。
刘兴成律师曾写文章，题目是《冯秉先是陕西的功臣》。其实，无论是冯秉先本人还是他的伙伴们，都无意于让冯秉先成为功臣、成为英雄。冯秉先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石油投资者，只不过因为他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能够替投资人表达心声，在维护权益的斗争中逐渐成了投资人的代言人而已。陕北政府高估了冯秉先的能量，有官员说：“冯秉先相当厉害”，抓不住他陕油事件就不会平息。结果呢，出动大量人力物力抓住了冯秉先，从7月26日至今不许冯秉先会见律师及任何人，冯秉先完全处于隔离状态，但陕北局势如何呢？社会舆论如何呢？朱久虎律师又为何被释放呢？陕北的投资人在继续上访，他们为营救世他们的伙伴在不懈努力，有律师和专家学者一批批志愿前往陕北，国内的网站封了，但堵不住香港和国外媒体的嘴，陕北的问题继续并将持续被社会各界关注。我们的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对手不是冯秉先，不是某个人，你触犯的是民意，得罪的是民心（尽管石油投资人不是全体人民，但这毕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也是地方政府的子民），必然招致大范围持久的反抗；你挑战的是中央“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治国方针，就不要抱最后中央会袒护你的幻想；你挑战的是真理和公义，挑战的是社会良知，就必然会招致持续不断的批评谴责。“没有冯秉先还会有张秉先李秉先，没有朱久虎还会有张久虎李久虎，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场群体的博弈。”北京的一位行事稳健的律师如是说。
怨怨相报何时了？如果相互纠缠，必然是双方均不得安宁，再次两败俱伤。即使是政府与投资人这种非人际关系，也应该努力向和解解脱的途径上走。物权法即将出台，一系列保护人权的法律法规会陆续出台，地方政府抓住冯秉先们的一点把柄就狠狠整治，今天似乎可行，明天后来再来反观，会不会将自己推上执法违法、践踏人权、毁坏党和政府形象、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历史的审判台呢？
冯秉先们追求法治没有错，即使在路途上稍有偏差，也构不成犯罪。如果强行定罪，必然让人揣测地方政府有“你让我官不好做我就让你活活受罪”挟私报复的嫌疑。在这个时代，谁也不要高看自己的能量，谁也不要低估得罪社会公义和良知的后果。我相信陕北的政府官员绝不至如此小人之心，我想，或许我们一直没有理解政府的难处，尚未体会到政府的君子胸怀和宽容气概吧。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让事实来说话吧！！
至今为止，还没有谁是陕北的罪人，我们希望，谁也不要成为陕北的罪人。当我含泪搁笔时，我想说：
我相信良心和公义。
我相信时间和历史的审判。
同时，我也相信“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2005年9月23日中午于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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