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4日讯】刘宾雁终于走了。当九月间听苏晓康说探望宾雁的病情后，预感到他可能拖不下去了，于是在十月号开放杂志“咖啡座”发了一个简短的“癌病复发”消息。十月中，我在纽约和宾雁通过电话，当时尚无病危迹象，我们还谈到本刊十月号“李敖回中国”的报导，他向我解释那年去台湾传言“李敖拒见刘宾雁”的真相（并非刘主动要见，乃是朋友安排而未遂）。他说明病情后，感谢我们的报导。没想到这成了我和他的最后一次对话。
坚持专业操守与批判家的责任
刘宾雁一九八七年被中共再度开除党籍，正是本刊创刊之际，八八年他来香港，我们作了大幅报导与评论，但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我才邀请他为《开放》写稿。首篇专稿《江青死不瞑目》，长达五页，评论官方六月四日宣布的江青之死。从此开始，至二○○二年患癌症，他给我们写了约三十篇文章，不算多，但每逢大事，都不缺席，如苏联解体、香港回归、中共大的人事变迁与党代会等，读者都可以看到他的评论。
我早在一九八八年他刚出国时就评过“刘宾雁世界观的矛盾”，指出他的“五十年代情结”和“亲苏”倾向的局限性，“一方面对共产党极权制度的丑恶作了最有力的揭露与控诉，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及奉行这制度的党不作根本性的批判，甚至传播对它们的幻想。”那么，经过十多年的流亡，他为我们撰写的文章反映了什么呢？总的感觉是，他仍坚持一位记者的职业操守和极权制度批判者的责任，香港读者并未在意他思想的局限性，包括六四时期他对中共垮台的乐观估计，而看重他那苦行僧式的道德形象。
作为一名编辑，我更为重视的是他对中国进步和老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注，悲天悯人情怀下面蕴藏着饱经忧患的痛苦与热情。在专业上，我更欣赏他文章那有如惊涛拍岸一般的气魄，和注重在宏论中穿插一个又一个的实例。他并不热衷于一些流行的断语，而倾诉属于他的情绪与辞汇。如谈到“中国戈巴契夫”这个话题时，他的描述是凭借经验而非思辩，他说“我本人在大陆就见过不少县级戈巴契夫……”在评论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时，他透露一个“国人多不知晓”的内幕：在四人帮被捕后的一九七七年五月竟有五十五名反四人帮的政治犯被枪决！而批准者正是复出的受过四人帮之害的老干部。
宾雁为人很谦虚，顶着“名记者，大作家”的光环，他常在来稿时附言，文章写得仓促，请你们随便删改。还说办杂志不容易，只要一般的稿费即可。他在西方已没有再写他在大陆闻名的“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混淆在新闻与文学之间，曹长青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以这种“笔端常带情感”又充满资讯的政论文章，标志出的“刘宾雁风格”，我以为是他留给新闻界的一宗遗产。
和贫苦的不幸的人们共命运
刘宾雁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质朴而真诚。罪恶的五七年反右运动，埋葬了千百万人的青春与理想，在刘宾雁身上，却造就了一副高尚的人格。他曾坦承，反右之前，他已拿高干工资，政治上物质上都很优裕。当了右派，一下掉到社会底层，才真正了解到人民的疾苦，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从此以后，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无数贫苦的、不幸的、弱势的人们连在一起。
我大约两三个月和他通一次电话，每次他都会向我讲一些大陆来客或北京朋友告诉他的小道消息，包括一些地方的民众苦况，高层权力斗争反而很少讲。有一次，二○○○年十一月八日，他听我说带来了高行健刚获诺贝尔奖的小说《一个人的圣经》，便趁来纽约装假牙之机，顺便来我们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老友彼得闻讯，还专程开车带女儿来看“刘宾雁老师”。直到下午饮完茶，才分手送他去俄国城小奥德萨。
那天，他夜里睡得不多，把高行健的书翻阅了一遍。我们像港台同行一样曲膝聊天，感到他一直保持记者职业性的敏锐触角，谈到许多不供发表的人与事，包括李瑞环、赵紫阳、胡耀邦、冯骥才，刘再复、范曾、方励之、严家祺、马悦然、高行健……他知道不少内情，他对赵紫阳八八年在全国总工会宣布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与共产党和政府发生矛盾时，应该站在工人一边──最为敬佩，认为是很了不起的突破。我知道他五七年打成右派，就与他去上海采访纱厂罢工同情工人有关。
在和刘宾雁交往中，知道他对海外传媒当然是非常关心的。以前他老是皱着眉头爱说一句话：“为什么几百万华侨养不起一本杂志？”后来没听他说了，大概他已找到了答案。他不说，却做起来，独自办起了一份杂志，分中英文版，中文叫《大路》，英文叫China Focus。他的构思是为了让大陆和外国朋友知道他的观点。因此，篇幅很小，是可以放在信封中投寄的。他寄过给我，也告诉过我，如何吃力，有朱洪和一位学生帮忙。后来中文版，英文版都相继停掉。这大约是他理想主义冲动的一次实践吧。宾雁的语言天分很高，不仅在幼时东北学日语，年轻时学俄语，来美国又进修了英语，那次在纽约市图书馆魏京生狱中通信发布会上，他用流利的英文发言，让我吃了一惊。
相逢于一个不愉快的事件
最后，我得说一说和刘宾雁相识的一段缘分。一九八八年八月在欢迎刘宾雁访港的一个公开的餐会上，我和一位同事一道出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乘兴而来，却在刘宾雁演讲中途被一位主持人派人“请出”会场，休息时，我为这无理被逐所激怒，和该主持吵起来，然后和刘宾雁握手致意，愤然离开会场。这个被报章称为“老总逐老总”的事件，成为我和刘宾雁相识一个不愉快的记忆。刘宾雁当时是我们的偶像，“中国的良心”和“青天”，我自然也想向他投诉这宗发生在他眼皮下与他有关的践踏人的尊严的事件。当时，香港报章至少有二十篇文章是声援我，谴责那肇事者的。
直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廿六日，即事发四年后，我才有机会和刘宾雁谈这件事，那是他成为我们的作者，彼此已有多次沟通之后，我去普林斯顿看望他，并留宿一晚。大家都睡了，我们在厅房里谈了很久，原来他也很想了解香港新闻界的一些真实状况，他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从大陆来到香港谋生，尤其是要独立门户做点事是如何的艰难。我告诉他香港不仅市场竞争冷酷，人情也有冷酷的一面。那些投机发迹的，不仅靠本事，运气，也靠无耻，不择手段，跟红顶白，我们哪里是对手！他静静地听，只问不说，有时摇摇头。
我最后说：“宾雁，我们离开大陆，不像你们这些有知名度的人，而是一无所有，逆来顺受，挣扎求存是我们的命运。”
后来，我在香港收到他一封信，其中一段针对业界纷争写道：
“香港自由报刊同受中共压逼而竟然不能团结对敌，我深以为憾，您能以大度容忍对待攻击，我认为是正确的。”
在一九九三年间，杂志社迁往海军大厦，条件比较好，我向他提出邀请来香港工作。他回信说：“你提的问题，我基本上没有想过，还要和太太商议。当然，我无意在此长居，心中的算盘是一年，最多二年后可以回国。就此而言，我也不可能在香港长住，也许再等你夏天来美后，我们才能细谈。”
他心中挂住的只有中国。而且那样乐观。
二○○二年五月，小女在纽约出生，在尚未满月的啼哭声中，宾雁远道来致贺，我为他拍了一张我认为神态最好的照片（如封面），我和太太都十分珍惜。
（ 2005年12月29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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