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二)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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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日讯】

四、为什么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
一个原因。

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五、文革未必是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费解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此举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实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开国皇帝杀戮功臣之事不无类似之处。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分析起来,朱元璋大杀功臣并非只是其天性“雄猜好杀”,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关。朱元璋出身微贱(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渊、李世民以及赵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义军的创始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刘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权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们又多是桀骜不驯之辈(能不是吗?)。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消除威胁其家天下的隐患,并把官僚集团改造成更顺手的工具。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朱元璋十分欣赏。早在文革时期,就有人私下议论,把毛泽东的文革和古代的杀功臣作类比。应当承认这二者确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六、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国学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个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这种“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话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像这种“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过。严格地讲,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年,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如马雅科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所说:

“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

在历史母亲看来谁个更为可贵?

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

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
大换血,使党成为伟大领袖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不妨再谈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引用了盖迪与纳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们合著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话。作者说:“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联合各级干部的中坚份子筛选或清洗无助的普通党员。然后,地区领袖们利用那些清洗来巩固他们的机器和开除‘不合时宜的’人们。反过来,这产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组合,在这次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干部站在了普通党员一边,他们抱怨受到了地区中坚份子的镇压。1937年,斯大林公开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反对干部;这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变了力量组合并加强了地区干部的权力,作为其试图在恐怖期间恢复党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当斯大林采取冒险行动时,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于低层普通党员,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对地方党领导独裁统治的抱怨——由于他们对政权的愤怒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更加猛烈地向个人化了的替代目标爆发出来。由于上层干部在清洗中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便导致了自毁式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了威胁(82个地区党委书记中,79个被枪毙了)。” 齐泽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对广大党员讲话,采纳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正如盖迪和纳莫夫所说:“这不仅威胁到将上层政治公开交于公众审查,而且还冒着使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名誉扫地的风险,斯大林本人就是该政权的一个部分……最后,在1937年,斯大林破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实际上是彻底毁掉了游戏,发动了一次群众斗群众的恐怖行动。”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各级干部打压普通党员,其次是支持普通党员反对各级干部,最后是重新加强地区干部的权力,恢复党内秩序。这里的第二阶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有几分相似吗?正是这第二阶段,“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即大清洗)时也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共产党掌权后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扩大民主”的旗号。按照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里的描写:“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大运动。《真理报》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谈‘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的。在每个党员,每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要求对‘人民的敌人’提供揭发性材料。‘即使批评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了鼓起人数众多的告密者大军的精神,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一再重复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要求。从‘揭发人民的敌人’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机关、工厂、矿场、铁路和水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类学校、艺术界、文化界、科学界都牵涉到了。……党员与党员,党委与党委,州与州,共和国与共和国在揭发人民的敌人方面展开了竞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的规模。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兄弟告发兄弟,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如果说在首都事情还是按照特征表发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则发展成了告密混战。”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搞文革是靠群众,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实不尽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众的,靠群众——普通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其实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发动群众大举揭发,如果单单靠斯大林和内务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清洗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呢?大清洗与文革的区别之一在于,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人”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等拉下马,夺权或关入自设的牛棚以及诸如此类。

大清洗对苏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灾难。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70%被枪决;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六名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于非命;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消灭干净;与此同时,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万(!)年轻党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填补老革命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列宁逝世(1924年)后才入的党(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就这样,苏联共产党成了斯大林的党。中国的文革与此类似,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0%被打倒或靠边站,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被肉体消灭。通过文革,毛泽东把四人帮等一大批新人安排进各级领导岗位,使得共产党成为他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铄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是当时被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象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中国的文革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为那只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灾难,有人甚至还以为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好处,甚至把毛泽东还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实际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张“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两个文革,是不是也有两个大清洗呢?一个官方的大清洗,一个人民的大清洗。在苏联的大清洗中,难道没有人趁机揭发和铲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吗?在被打倒被处决的苏共官员中,难道就都是好人?难道就没有很多坏蛋,就没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吗?再说,狡诈的暴君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当暴君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决策引起广泛的民怨,他就会把一些忠实执行自己决策的下属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后主持大清洗的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就都是斯大林亲自下令撤职并处死的。我们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种人民性的结论
呢?

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讲话)。不对。若说“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发阴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现成的,早已有之,何须再去寻找?这就是新闻自由。毛对新闻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由此可见,毛所要寻找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方式”,是那种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据他的思想,专门揭发别人的阴暗面,专门揭发他的政敌们的阴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革。

应该说早在1957年毛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当时,毛号召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始于此),“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要求修正主义要求自由化,于是毛展开反击,整风就变成了反右。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是流产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后,党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洗脑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当刘少奇们把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打成右派时,他们显然大错而特错,因为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还左的极左派。他们的立场难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谭天荣们截然相反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言不讳地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在“炮轰”、“火烧”中被无数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广大群众向他自己缔造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造反是“伟大的创举”。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创举啊?毛分明是嫌他的党、他的国家机器对他还不够十分地顺从(?!),毛分明是要把党和国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者内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最大梦想。这是邪恶的伟大,无耻的伟大。这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狂妄、更邪恶、更无耻的吗?

另外,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反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倒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主要对象的。文革的目标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对像明明是走资派和资本主义路线。毛只是在个别讲话时提到官僚主义而已,从未将之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未完待续)

--载自《北京之春》06年10月号(总第161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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