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8日讯】与人谈中共，说“专制”几乎没有异议，说“邪恶”就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以为是咒骂，偏激，说到中共的罪行也往往归结为：它就是专制嘛！
用“专制”来概括中共的所作所为，从政治层面上说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中共的性质是什么，这个“一党专制”的“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很多人并不清楚，所以就会把中共的罪恶说成是专制制度的罪恶了。实际上社会制度、政冶体制是从属于人的，真正的根源是中共这个所谓的“党”其实是个以把中国人民推向毁灭为使命的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它建政后实行专制造下的罪恶，还是它建政前鼓噪“争民主”“要自由”时造下的罪恶，无论是它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造下的罪恶，还是在当今“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造下的罪恶，都是同一性质的，是反天理、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这种罪恶正是中共本性的表现，无论制度体制如何，中共邪恶的本性都要这样表现。作为一个生命体，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灵性的东西，专制是这个邪灵操控社会的基本形式和主要特征，邪恶才是它与生俱来的根本性质，如同蛇之毒液，毒是它的天性，“液”是它的施发之态，蛇之伤人就在于它有毒。
“专制”是一社会政治范畴，“邪恶”指的是某些生命的性质。与专制对立的是民主、法制和政治上的多元自由，而邪恶是对人之为人的普遍人性的残害，它要毁灭的是人性中“正”与“善”的因素：神的信仰、生命的关怀、仁爱的精神、道德趋求、对良知的信守以及善良真诚正直宽忍等基本品质。专制式的政治体制与邪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台湾在八十年代前也是一党专制的社会，但仍与中国大陆有着根本的区别，台湾民众的人格精神和人性仍是健全的自由的，国民党只是在政治权力上专制却并不邪恶，这也是台湾能在后蒋经国时代平稳过渡到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从历史上看政治和政治权利在整个人类生活中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在近代社会纷争日益突出的世态下，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才逐渐增大，而只有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政治随着邪恶的得势发生了畸变，不仅涵盖和支配着人的全部活动，而且直接渗入和操控人的思想和精神，使人们只知道从政治上看问题，认识不到生命的性质、状态、生命中正邪善恶的消长强弱才是决定社会兴衰人民祸福荣辱的根本原因。
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重大罪恶活动没有一次是在它的权力受到真正威胁的形势下发动的，也没有一次是为了人民生计、社会安康（实际上为民生计根本不需要政治运动）而兴起的，更没有一次是在人类基本道德观念和现代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无端的”，其迫害的民众也是“无辜的”，这决不单单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邪恶势力蓄意对生命、人性、人道、人的精神的残害。“一党专制”首先是因为中共是邪恶的，国家权力才能演变为一种反天理反人类反人性的邪恶力量，权力的专制也就必然给社会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个过程中专制和极权既为邪党的存在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也为它施发邪恶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使专制制度在中共那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两者难解难分，专权与独裁对中共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由于中共的性质，中国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政治体制问题而是一个邪恶的生命以“党和国家”的形式对整个社会的操控和对几代中国人精神的毒害，这就是中共的一党专制迥然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种专制体制的实质所在。因此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彻底摆脱邪恶势力对社会的操控，已不再是个政治诉求，而是中国人从邪灵的挟持和操控中觉醒自救的问题。要达成这一目的，单靠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等西方式理念，期望通过社会权力的分配和平衡寻求问题的解决，恐怕是难以济事的，中国的问题看似制度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普遍的信仰缺失，社会道德的沦落，观念的变异，人性的麻木和萎缩，使社会呈现为严重的病态。在这样的土壤上西方民主之树是开不出现代政治文明之花的。只有彻底暴露中共的邪恶本质，警醒我们做人的本性和良知，唤醒我们识正邪明善恶的天生本能，唤醒我们对天地对自然法则的敬畏意识，重新理清人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基点，正本清源，才能使社会趋向和谐、自由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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