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与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满脸的笑容相反，这句开场白简直就像是迎面的一盆冷水，让专门请李寿成谈新村运动经验的记者有些茫然。（《韩国前总理：中国不必到韩国学习“新村运动”》，《人民日报》，2006年11月6日）
李寿成真是一片赤心可鉴，他的坦诚和友好让人动容。李寿成的开场白是一盆冷水，善意的提醒让人警醒。但是，李寿成的话能否引起中国的官员们反思呢？近年来，出国考察似乎已经形成了气候，不少官员把出国当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隐形的福利待遇，一种炫耀的资本。事实上，很多出国考察根本就是公款旅游的遮羞布。动辄几万元的出国“考察费”不仅学不到什么，还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钱，败坏了官场风气，影响到中国官员的形象，与和谐社会、反腐倡廉的宗旨也格格不入。“出国考察热”确实该降降温了。据报导，政府准备为这次大规模的赴韩考察活动付出数亿元投入，这样就滋生出一场“合法”的公款旅游之风。
我们不否认在那些到韩国学习的中国官员中，有的人确实是抱着真心学习的态度，但是还有多少官员纯粹就是借助学习之名而行旅游观光之实的呢？由于资讯的不对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凭经验感受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予以怀疑。据报导，南斯拉夫的奶牛竟然能够“认识”中国人，真够滑稽的。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中国官员所谓的出国“考察”太多以致连外国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吗？这考察究竟有没有效果却不得而知。同样的道理，一说到韩国学习“新村运动”，许多官员就蜂拥而至，但效果到底如何呢？这可以从东北某省会城市市郊某村党支部书记老徐赴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的感受中得到验证：“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老徐还说：“市里组织去韩国考察，其实是让我们这些‘土老冒’见见世面，观光旅游一番，去了六天确实大开眼界。”假借出国学习、考察之名行公款消费之实不是很明显的了吗？所以，这次轰轰烈烈的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活动很大程度上不过又是一场政治作秀运动而已，无怪乎遭来舆论普遍的质疑甚至批评。也许只有象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运动出如此耗费民脂民膏的形象工程来。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的财政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财政，而是少数操权柄的官员的“私人银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里根本就没有民意代表的监督和审计机关的监控。近年来国家审计署每年都能揭露出一批涉及财政问题的部委，许多地方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不少官员追求虚荣，政府财政私人化，根源就在于此。
学习韩国“新村建设”到底要学习什么，那些“肉食者”似乎并不在意，舆论认为官员们不会从韩国“新村建设”中学到什么东西的。但是韩国的“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能给我们反思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启动新村运动时，韩国农村的条件非常恶劣，通电的村子不到2%，有自来水的还不足15%，80%的农舍还是茅草屋；人均年收入才几十美元；政府财政也没有什么余力。但是持续30多年的新村运动，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农村的现代化。目前，韩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约一万美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5%，下降到7%。韩国“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据《人民日报》报导，下同）
与现在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是，韩国早已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丢掉了农业国家的帽子，而中国还在背负着沉重的“三农”包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匍匐前行。这不得不发人深思。
这次来华宣讲“新村运动”经验的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指出，韩国的“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发展观念和全社会的支持，他认为有这两条，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一定能实现。为何韩国能够做到并且成功了，而我们就很难做到呢？
李寿成认为，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新村运动最成功的一点。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加强教育，培养农民树立“做就成”的信念，激发自力更生精神，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开拓，推动农业人口的转移，实现农村的进步。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对这一政策的作用，李寿成是这样说的，它激发农村青年学习提高的欲望，鼓励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除此而外，农村还进行了各种各样教育。对基层新村运动指导者的培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培训由新村运动中央会和分布在16个市、道和236个市、郡的分支机构具体实施，中央会还设有研修院。来自一线的指导者，通过系统培训，责任心、牺牲精神和实际能力都明显增强。他们的具体指导，保证了新村运动的健康推进。而在农村，持久、广泛开展的法制、公德、忠孝伦理以及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教育，则促进了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这都是韩国“新村建设运动”的宝贵经验。中国可以学得到吗？可以做得到吗？与韩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独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长期处于分割对立的格局之中，农民的国民待遇和平等的公民权利遥遥无期，农民持续遭受体制性歧视和排斥，何谈对农民的尊重？韩国的农民具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中国的农民呢？
韩国“新村建设运动”的根本立足点，就是着眼于调动农民向往、追求新生活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国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发展生产，摆脱贫困。这和20多年前中国安徽率先搞起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革命是不谋而合的。李寿成指出新村运动有基本精神：勤勉、自助、协同，协同就是合作的意思。这些精神不仅在农村结出硕果，而且得到越来越多国民的认同，走进城市、企业，成为全体国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也正是韩国“新村运动”的精髓，而这是某些鼠目寸光的中国官员们出去“考察”一番就可以领悟得到的吗？至多是学一点皮毛而已，但不能融汇其精神，为追求视觉效果而热衷搞政绩工程，岂不是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吗？
（2006年11月9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