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陈正杰台北特稿）“从村长一级往上，全部枪毙，冤案率超不过百分之五。”这是中共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挖苦各级党政干部普遍贪污腐败的一句笑话。
有人说，中共“无官不贪”，到底贪腐情况有多严重？且让官方数字说话。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今年一份广受媒体引用的报告说，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约有四百多名贪腐人员外逃，带走五百多亿美元资金。
外逃的贪官每年携出的金额平均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百分之二；因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消费者利益损失，平均每年高达人民币九千八百余亿到一兆两千五百余亿，占GDP的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七。
这些是已经捞够了而想到国外享福或者事迹败露不得不逃到国外的官员，在中国国内，中共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仍不计其数，而党政干部贪腐奢华的习性，已经成为中共社会难以和谐的重要原因。
官方统计显示，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因涉及腐败和其他经济犯罪而受到党纪处分的中共党员多达二百三十五万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公职人员超过四十万人。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曾指出，光是在二零零四年，就有十六万四千多名官员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其中有省部级高级官员十五人，在受处分人员当中，有四千七百多人遭司法机关检控。
一年因贪腐受处分的官员就达到十六万余人，那么中共公务体系到底有多少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今年三月在两会期间表示，当今全中共“吃财政饭”的总人数达到四千多万人，还有五百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治，中共的官民比例已达每二十六个“民”就有一个“官”。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导，一位河南的农村干部说，在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能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
一九九八年从大学毕业的胡斌，靠着关系去某个省的乡镇工作，原因是“去乡镇可能更有油水一些”。据他说，很多乡镇机关设置种类齐全，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官，“我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一个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我一个科员。”
报导引述任玉岭说：“我们一个三十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五千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
如果百分之九十五的官员都贪污的说法不太离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要想达到整治贪污的目标，要比“不可能的任务”一到三集加起来还要困难。
从表面上看来，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反贪腐的口号确实喊得很有诚意，而且借着打击贪官实践“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政策主张，也符合共产党永续执政的目标。
再说，党中央不是大张旗鼓地把上海第一把手陈良宇给拉下台了吗？这在中国是惊天动地的事，而且民众普遍叫好。但真实情况如何呢？
有些评论员认为，陈良宇是“上海帮”的大将，中央以查办上海市政府社会保障基金遭到不当挪用案为借口对他下手，是要在明年中共召开十七大以前扫除上海帮势力，预先在人事安排上做铺路的工作。
因为文章尺度超过中共容忍限度而遭到冷冻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则认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遭到撤职，反腐败或整肃上海帮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事实上，中共中央是利用这个看似反腐败的举动来达到另一个政治目的。
他解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大张旗鼓的调查，并查办国家统计局局长、上海多位高层官员的作法，主要是对各省市各行其是的一种警告，目的在彻底树立中央权威。“从上海开始是个非常恰当的选择，因为上海是最难动的一个地方。你动了上海，就没有什么地方不敢动了。”
外界盛传，陈良宇对于北京制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并不配合，还曾为此当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面拍桌子。
李大同说，整肃陈良宇的主要考量是政治因素，而“要收拾这些地方大员最好的突破口（是反腐败），因为不腐败的官员很少。”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中共中央反贪腐的努力是真心诚意的，而且北京会是下一个目标。他预言，让含有毒素的陈年大米流入市场的北京市政府官员将会下台。
郎咸平认为，陈良宇遭到撤职不能排除政治斗争因素，但他相信，这次反贪腐行动所展现出来的时代意义不同，因为这是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副作用已经成形后，中共中央对“腐败的铁三角”展开的严厉打击，而且这个行动还在进行中。
他所说的腐败铁三角，是由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商人和学者组成，他们操纵议题，误导中央政府，席卷了大部分改革的议题。以致于改革到最后，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副作用是造成社会高度不和谐。
他并且认为，中国要实行民主制度还太早，媒体又不成气候，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打击贪腐，“中央政府的决心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虽然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他说，至少就目前来说，中共中央对反腐的“决心是有的，力度是够强大的，至于持续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另一方面，李大同说，即使中共想整顿本身体制内的贪腐问题，注定是要失败。“胡锦涛根本解决不了贪腐问题”，他说，“这就是一党专政的直接结果，不受监督的权力，它就是腐败，没有别的结果。”
“要反贪腐？我看是不行的，只有国家法律不受任何限制地检控任何高官，这才是国家有希望的标志。由更上一层（指执政党）决定要不要闹他，没有多大意思。”
李大同指出，“对这些高官的街谈巷议早就有了，为什么没有人去玩？不仅对陈良宇这一级的，对更高一级的也有很多议论啊！省市书记事实上根本不受监督，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除非中央想到他们，谁能闹得了他们？他们完全是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他说：“如果要解决，必须搞政治改革，必须改正一党专政和权力不受监督的政治局面，必须要有新闻自由。执政党不能垄断反腐败的权力，就像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一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再高明的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