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9日讯】
“文革”浩劫追忆祭难 注（1）
开不完的批判会，
揪不完的人变鬼，
斗不完的黑九类，注（2）
游不完的街示威。
拉不完的造反队，
泼不完的黑污水，
压不完的黑锅背，
施不完的恶淫威。
焚不完的图书毁，
抹不完的儒生黑，
坑不完的陷害罪，
看不完的人倒楣。
喊不完的万万岁，
颂不完的皇恩辉，注（3）
演不完的“真善美”，注（4）
气不完的痞新贵。注（5）
争不完的错与对，
株不完的家连累，
听不完的伤害罪，
哭不完的冤案悲。注（6）
查不完的祖三辈，
清不完的阶级队，
写不完的思想罪，
飞不完的灾祸坠。注（7）
赶不完的人插队，
罚不完的劳苦累，
思不完的恋乡泪，
数不完的家破碎。注（8）
厌不完的谎骗吹，
憎不完的恶暴罪，
流不完的镇压血，
埋不完的尸骨堆。注（9）
痛不完的生产退，
忧不完的国殇萎，注（10）
奈不完的民生悴，
流不完的辛酸泪。注（11）
遭不完的心灵摧，
悒不完的人品颓，
叹不完的人心灰，
愁不完的人性毁。注（12）
思不完的自由贵，
念不完的平等睿，
盼不完的博爱魅，
望不完的人权美。
祈不完的民主回，
愿不完的法治归，注（13）
梦不完的强国威，
想不完的富民醉。
2001年5月作
注释：
（1）针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顽固地美化侵略历史，拒不承认战争罪行的现象，朱镕基总理访日时告诫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这现象也许与毛泽东有关，1964年与1972年毛泽东对前来赔罪的日本社会党魁与日本首相竟两次都发自内心地说：“你们不用谢罪，还得感谢你们皇军，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时放弃了战争赔偿权，这客观上大大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空前的民族大浩劫、大灾难，老一辈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但年轻一辈人似乎很淡漠（官方刻意地淡化、粉饰、掩盖真相是主要原因）。作者写这首诗的动机旨在以史为镜、告诫世人，杜绝这场旷古未有的人间悲剧再重演。
1966至1976年，中共主席毛泽东及其党羽“四人帮”、康生、林彪等人（在当时的中央属少数派），以一系列常人难以想像的阴谋手段发动了这场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其后遗症的严重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甚至可以影响好几代人。毛泽东是一个大肆煽动并利用极左思潮、竭力复辟并推行封建专制制度（且带有深刻的法西斯烙印）、建立高度集权的皇权至上狂。他丝毫容不得中央内部领导层和地方各级有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存在，为树立他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威（只有史达林和希特勒能和他相比），不惜大搞阴谋诡计（例如1957年反右前施用帮党整风，大鸣大放的“引蛇出洞”的诡计，把全国执义直言的55万知识份子精英打成右派，占当时全国知识份子十分之一以上，使他们遭受身心苦难20余年，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使广大民众以言获“罪”，亿万人被判刑、被管制、被流放、被杀害，并把作为社会主心骨的知识份子群体打断了脊梁骨，社会良知被扼杀了，人性被泯灭了。从此，全国人民噤若寒蝉，只能歌颂领袖和党，不容任何个人意志和独立人格存在的余地），大造个人崇拜的迷信舆论，利用青少年的无知与单纯，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并从中培养了一批打手、恶棍、野心家，把中央到地方的许多老干部和广大基层的无数无辜群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都作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清理物件，制造莫须有的种种罪名，加以鞭挞、审查、关押、批斗、打倒、劳改、流放、坐牢、枪毙，甚至酷刑折磨致残致死，大规模地虐杀与残酷迫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残忍、最无耻的一段时期。
毛泽东是何须人也？从我们了解不多的毛泽东不堪入目的生平个人劣迹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型“皇上万岁爷”、大流氓头子、大恶霸主子、大恶魔头目。例如被毛玩弄过的许多女性，毛指定政治秘书田家英把她们分别安置到荒僻的青海黑龙江或海南岛去，早已与毛有政治分歧的田感到恶心，1966年5月毛派御林军头目汪东兴秘密杀害了田，还造谣田为自杀；四十年代初，毛亲自指定潘汉年到南京与日寇和汉奸秘密接触会谈关于共产党军队与日伪军和平共处问题并夹击正在浴血奋战的抗日主力国民党军队，1955年毛下令逮捕潘与其他知情人以掩盖自己的罪行（抗日初期毛指示下属执行“一份游击，二份宣传，七份发展”的极端自私消极的抗日方针，1940年彭德怀指挥了百团大战，但被召回延安作了半个月的检讨，指责他暴露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1959年彭被毛无情迫害时，这件事竟也成了彭的一件“罪状”；党内第二把手刘少奇抗战时写的文章，没有一篇指示攻打日本鬼子，但大量的却是攻打国军、强占地盘、扩充共军的指示）；毛的下属为毛在全国兴建了十几处行宫，毛为保命起见，建完后把知情的工人与建筑师们以庆祝宴席之际，把他们统统用毒酒毒死；毛的所谓“沁园春：雪”一诗创作人实际是胡乔木（当时他是刘少奇的秘书，刘把此诗给了毛，毛就马上窃为己有），毛选中的“矛盾论”“实践论”实际上是党内四位秀才创作的，毛仅修改了28处地方，就公然把它们窃为己有了；1950年五一节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拟订了几条口号和标语给毛泽东审阅，毛竟在最后添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口号标语（在这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一口号和标语）。1957年反右后，毛在上海会见文艺界人士时，有人大胆问毛：鲁迅若到现在还活者，他将如何面对反右形势，毛说：他要么作牢，要么不再写文章了。说明了毛在三十年代大力赞赏鲁迅的话是多么虚假和别有用心（鲁迅的亲密战友胡风冯雪峰等人都早已被毛直接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任苏区中央政府主席时，指挥下属以所谓反动的“AB”团和“富田事件”为名进行肃反，屠杀了至少十万名红军官兵，贺龙（“文革”期间被毛、林迫害致死）领导的苏区在肃反中，大多数共产党员被自己人杀掉了，党员剩下没几个人；四十年代初期，毛伙同刘少奇康生等人在延安搞“整风”运动，大搞“逼供刑”，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曾用火烧红烙铁去烧烤被审者的胸膛），大抓“阶级异己分子”，其目的就是为了树立毛在党内的绝对领导权威。已觉悟的党内老干部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小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指责干涉下，毛才被迫暂时停止了迫害；1955年毛在一次高干会议上竟丧尽人性地说：为了消灭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把美军全部引到中国来，诱敌深入，然后苏联向美军投掷原子弹（那时还没有发明洲际导弹），把美军全部消灭，接着苏军向美国本土大反攻，我们宁可牺牲三、四亿人口（当时我国六亿人口）也值得这么干，难怪当时的苏共头目赫鲁雪夫知道后认为毛是“战争疯子”；30年前中国人民普遍贫穷，但当时中国第一富翁就是毛泽东，国库可供他姿意挥霍（如建行宫等），那时强迫发行的人手一册的毛选与毛语录的稿费累计两千万元（相当于现在好几亿元），都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毛的腰包（尽管“文革”期间极左政策曾一度取消了稿费制度，但毛照拿稿费不误），有人披露：毛选中有近一半文章是党内秀才写的。毛所谓“消灭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只不过为共产党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制造借口罢了……够了够了，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了，由此可知，毛泽东是个多么卑鄙无耻心狠手辣的大恶棍。
有人会指责说：世过境迁，不要算旧账，要向前看，稳定压倒一切。殊不知，说这话的人要么心怀鬼胎，混淆是非，要么出于无知受骗。我们不能讳疾忌医。一个伟大的民族，正是不断善于反思和反省本民族的罪错，从而能够不断前进与发展。例德意志民族举目上下深刻反省纳粹罪恶，德国总理能在国外死难者墓碑前下跪忏悔，这种反省行为至今还在德国继续，使德国的极端右翼法西斯份子始终成不了气候。俄罗斯人民也历经30多年深刻检讨了史达林时代残无人道的罪恶，把极左（实质专制和全民迫害）的史达林主义抛进了历史垃圾箱里，从而迈向了现代民主发展的新道路。俄罗斯的叶利钦，戈巴契夫，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威尔等人为结束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反观我国，由“文革”引起的两个严重后果至今还在无时不刻地作祟招摇着，其一是“文革”及前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以高压迫害人权为内容，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为实质所造成的大规模的流氓化、愚昧化、奴才化、冷漠化的病毒已深深侵蚀了我国整体社会，它对人性、人格的毒害摧残至今还严重侵袭着广大中国人民的精神肌体和灵魂实体，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整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与发展，这类事例举不胜举；其二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极左思潮（即史达林加毛泽东式的暴政）至今仍改头换面在我国大行其道，任何触及专制政体改革的话题，都被视为“禁区”，或被作为“颠覆国家安全”、企图“西化”与“分化”的敌对势力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揭露贪官腐败现象都会被视作“泄露国家机密”而加以镇压。真正的民主与法治从来没有在我国真正实现过（但在台湾已实现），由毛泽东开创的绝对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制约与人民监督）导致了从中央到地方绝对而广泛的特权阶层大腐败（政治，经济，生活均腐败不堪），同时也大大败坏了社会风气，这类事例也不胜枚举。这两个严重后果的毒瘤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成为阻碍我国社会向现代民主发展的顽症。须知，造成我国历史上长达二千多年的积弱积贫的唯一原因，就是封建专制体系的长期压迫和广大人民的麻木不仁。“文革”把这两个毒瘤恶化到淋漓尽致的程度，演变为封建法西斯暴政对我国人民的广泛迫害摧残。著名作家冯骥才写的文章《“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确实一针见血：“文革”的荒谬与毒素已进入了我们许多中国人的血液中，并且扭曲人格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人性与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着拉大了与外国人的素质和人品的差距，看看我们周围对坏人坏事普遍明哲保身的冷漠，对正义行为普遍无动于衷的麻木（怕支持了会遭到当局和黑社会的迫害），这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怪现象。今天“文革”的镇压遗风犹在，那些正直的敢于讲真话实话的、敢于揭露当局黑暗腐败真相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仍然被大批投入监狱或押送到精神病院。
1978至1989年的第一次否定“文革”，把“文革”定性为祸国殃民，把“四人帮”的暴行定性为封建法西斯专政，把毛泽东拉下了神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否定了“凡是派”即毛派的做法），平反大批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平反右派和落实知识份子政策，知青大返城，四类分子摘帽，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人员等，推行农村承包制改革和厂长负责制（这其中胡耀邦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在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园前，一年四季从不停息放满了悼念胡的鲜花，民心是雪亮的。胡的为人清正廉洁、人品高尚，胡的功勋利国利民，大得人心，但客观上和无意中却挽救了民心丧尽的共产党免于迅速瓦解；胡被贬后在1989年初清醒地对湖南省老干部说：我们只有真正高举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中国才有希望，才有出路。）这些都极大地解放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极大地缓解了几乎处于崩溃的政治经济形势，更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但这次否定不是彻底的，当时把“文革”的一切罪过都往“四人帮”、林彪身上推卸，而把罪魁祸首的毛泽东只轻描淡写为“犯了严重错误”，其实审判江青时，自称是“毛主席的政治妻子”的她倒直言不讳地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她咬谁就咬谁，作恶多端的首犯当属毛泽东。其次，“文革”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罪错的群众也缺乏像法国思想家卢梭（“天赋人权”的首创者）在“忏悔录”中所表达的震撼心灵的灵魂剖析。而且当时推动改革的党内民主派的杰出代表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曾经在邓小平的一度支持下所推行的一系列旨在否定“文革”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深入发展的时候，如反对官吏腐败、党政分家、三权分立、开放报禁等，却遭到了为维护特权利益的党内雄厚的封建保守派既极左派的疯狂反对，邓小平放弃了支持，露出了独裁者的狰狞面貌，1989年，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革命暴乱”的诬陷“罪名”，对民主派进行了倒行逆施、举世震惊的“六四”血腥镇压，从此以后，否定“文革”的声音消失了，政治改革停止了，甚至倒退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真正民主与法治的今天，我国仍一意孤行实行一党独裁与目无法纪的人治。尽管经济改革（就是共产党部分放弃了基层经济决策权与垄断权即松绑）使我国20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掩盖不了当今社会风气从五十年代起深层次的继续不断地大滑坡，贫富迅速悬殊分化，社会丑恶现象继续蔓延，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刑事犯罪分子大幅上升，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并且不断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朱镕基总理在1995和1998年曾经表达了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但没过几年，被铺天盖地的腐败贪污现象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表态自己只做个清官就满意了，表现了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奈。
一名在纳粹种族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维森塔尔，毕其一生在全球追捕犯有屠杀罪而逃亡的纳粹官员，亲手把他们一一送上了审判台，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不忘“文革”惨史，防止类似“文革”的大规模反人类的罪恶卷土重来，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必须承担的责任。不幸的是，这类大规模迫害民众的惨剧至今还在中国重演。因信仰真诚、善良、坚忍、参加修心养性、健身祛病而修炼法轮功气功的群众，由于口碑极佳，从1992年起人数迅速发展到近一亿人（大大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竟引起了某些中共头目的恐慌，全然不顾乔石1998年调查法轮功得出“法轮功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正确结论，为巩固自己的特权而加大整肃镇压人民的力度，1999年7月江泽民罗干等人恶毒地把广大遵纪守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搞政治的法轮功群众打成“邪教”，“与党争夺群众的反动非法组织”，在当时讨论镇压法轮功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面对多人提出异议时，江泽民声嘶力竭地叫喊道：“糊涂！糊涂！”“要亡党亡国啊！”（亡党是必然的，中华民族的亲爱祖国决不会灭亡！）罗干等人还组织伪造了“天安门自焚”案件嫁祸于人、制造仇恨（“天安门自焚”的录相破绽百出，已被联合国定性为“政府直接指导的行为”，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栽桩大骗局），迫害了无数正直、善良的法轮功民众，他们被大批开除公职，关押、酷刑折磨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已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追查），造成社会道德水平进一步下滑沉沦，这已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正义人民的公愤。法轮功已发展到全世界70多个国家，并且已有20多个国家的民众和法庭都宣布了对中国某些国家领导人犯下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虐杀罪”的起诉书，要追究他们的法律犯罪责任。至今还在疯狂镇压广大善良而无辜的法轮功群众已六年多了（但现在镇压法轮功外松内紧），镇压的费用已占国家税收的四分之一，是“文革”阴魂不散的又一次猖獗反扑，因为“文革”的实质是封建法西斯暴政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身心迫害和摧残，而共产教义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与无比的残忍性。法轮功吸收了佛神和懦家的精华，复兴中华优良道德传统，恢复良知和人性。民众精神的复苏使共产党极其害怕，而共产党文化历来摧残了这一好传统和正常的人性，用欺骗、恐怖的手法控制、毒害人们的思想，造成对中国人民普遍的道德蜕化，形成大量的哑巴（人数最多）、奴才、两面派、骗子和恶棍，我国受党文化蒙蔽的人占大多数。党文化的欺骗是不择手段的，例如不少人揭露：凡社会上出现因病死亡或自杀者，当局竟会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地利用来栽桩污蔑说这是练习法轮功的后果而大量散播谣言（报上已出现过好多次这样歪曲颠倒的诽谤宣传）。抓捕法轮功的不少干警，事后都很后悔，因为他们发现法轮功群众都是大好人，他们都很善良、真诚、坚韧，都很安分守纪、乐于助人、行善积德，从来没有违法乱纪的记录，那些心术不正、行为不端的人是不敢也无法与“真、善、忍”结缘的。但员警若不去抓捕无辜的法轮功群众，就会被扣除奖金或工资甚至被开除公职。因此，目前在我国要彻底否定“文革”还具有长期性、艰苦性、反复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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