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1日讯】“右派”索赔是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杜光先生这一概括是很准确的。这种觉醒正追随农民的觉醒、职工的觉醒，汇总为全国各界的维权活动。维权，就是针对公权力施加的剥夺与迫害，要求偿还遭受的物质与精神的损失，维护应有的权益。追索活动是基于自身权益所受损害而展开的，有着持久和顽强的动力，因此，它能冲破重重阻碍，冒着暴力镇压的危险，艰难地前进。来自民间的这种和平与理性的讨债、抗暴活动是新世纪展现在神州大地的一缕曙光。
在维权声中，反右运动即将迎来50周年之忌。许多当年的罹难者带着遗憾的叹息已经淡出历史，在波涛汹涌中被吞没的那一代正在化为未知的历史符号，对那场风暴的记忆因当局禁言而逐渐在人间模糊起来，滔滔岁月正在无情地冲刷着真实。这一时刻，北大当年学子燕遁符发出一声呐喊，执着地要求北大为错划右派事向她道歉，赔偿损失。这是冲破历史的昏暗而崩发的一瞬闪亮！当年，她说出一个真理：在《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中，她指出“大力发扬民主，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之谓也，绝无他意。）”，今天，她又指明一个真理：欠债理应偿还！这是不容拖欠、不容赖账的、必须维护的个人应有的权益！当局给个人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损失，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赔偿的。
从燕遁符不免想起林希翎，把这两位女士的要求作一回顾是有意义的。林希翎要求改正，为此而寻访多方权力部门，给邓小平写万言书，力辩自己无辜。她的这一要求是正当的，获得时任中宣部长、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的支持。林当时的心境，同其他被划右派一样，以为只有获得“改正”才表明自己的正确性得到承认，自己才能从“右派”中解脱出来。殊不知，把是非的判断寄托于当权者，以为他们是青天老爷，实在是天真了。同样是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既以此划出若干右派，又以此改正若干右派，难道标准本身有如此宽阔的伸缩度吗？不过是出于权力的考虑，想划就划，想改就改，如此而已。在当权者那里只有权力的需要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就是专制主义。把自己正确与否委托给它判断，是人权意识尚未树立的表现。要求当权者为自己“改正”，只有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用以揭发权力的专制性时，才是有价值的。应该说，1979年几乎所有“右派”均没有这样的觉悟。20年后，燕遁符要求原校为错划事道歉赔偿，可以明显看到，是非标准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追索赔偿是理之必然，没有商讨余地，当权者作为总体责任承担者没有拒绝赔偿的任何空间。它表明，人权意识已经树立，个人是自己命运的操作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燕君1957年的理想终于在1995年实现，而且执着地坚持下来，2005年再次追索道歉赔偿，她相信“我的人权一定应该得到尊重”。从林到燕的要求之变，我们看到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可喜的收获。
从这支罹难者队伍看，象燕君这样大胆、执著追索欠债者终究是极少数。经过50年风吹雨打，邓小平实施的分化瓦解政策已使这支队伍分道扬镳。一部分被吸收到体制内，成为巩固新政的力量。其中，有些进入权力结构，突出的如总理朱镕基，他与1957已一刀两断，绝口不提前罨；有些依附于权力结构，突出的如学者费孝通，他不再叨唠“早春二月”，只在酷热中憩息于党的荫凉下，连称“自在”。另一部分罹难者相反，拒绝进入体制，仍坚持民主自由理念，不断与权力结构周旋。其中，有些虽再受迫害，但不忘“第二种忠诚”，突出的如作家刘宾雁；有些已告别马克思主义而皈依自由主义麾下，突出的如学者李慎之。可惜的是，刘与李二人均不擅长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神州大地又不具备产生哈威尔或萨哈洛夫的生态环境。即使如1996年刘宾雁、许良英、方励之等前辈筹备纪念“右派”罹难30周年的话动，尚未着手即被“民主党派”中效忠政权的某学者告密而遭破坏。以后，“反右”、“文革”、“评毛”等均被消音，大陆中国只留歌舞升平的靡靡之音伴随一群醉生梦死的贪官污吏、暴富黑帮。所以，今天维护1957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权益，追还欠债，是相当困难的。
被专制者的愚昧与怯懦是维权产生困难的重要因素，而愚昧与怯懦正是专制者刻意造成的。意识形态所以控制严厉，就是为了封锁资讯，钳制言论，造成愚昧环境；敢言者所以重刑惩罚，剥夺性命，就是为了恐吓百姓，震慑群众，造成怯懦心理。使被蒙蔽者清醒，使怯懦者勇敢，形成对专制者重重包围之势，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专制者颤抖之时也就到了。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向当局追索1957欠债，不妨在群众认识方面下些功夫。索赔如能获得群众性认同，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形成一种威势，胁迫当局考虑道歉、赔偿问题。举几个例子：（1）邓小平一再宣扬1957年“杀气腾腾”，把它作为反右大方向正确的依据。群众不明真相，以为他说得有理。因此，有必要将葛佩琦当时说些什么，他的发言如何被歪曲、篡改，以及他如何为共产党立功并被遗弃的过程原原本本公之于众，群众自会判断，“杀气腾腾”之说也就不攻自破。（2）毛当年一再鼓励鸣放，慷慨激昂地怂恿人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群众并不了解这些人其实是听不得不同意见，随时可以翻脸。大家应该知道如下事实：林希翎5月23日和27日在北大的演讲内容，刘少奇通过《内参》立即得悉并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林希翎自选集》143页）。此时，便衣已渗入北京大学进行跟踪，并派线人在重点社团卧底（详情见张元勋着《北大1957》）。表面上让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鸣呀放呀，暗地里却动用专政手段侦察，这种阳一套、阴一套的手法不是证明对知识份子采取敌对态度、不容许异样声音存在的专制立场么？（3）人们不清楚那场“阳谋”如何打断了原有的文化承继关系，如何摧毁了固有的文明传统。他们不知道中华大地刮起的这场飓风名曰“无知”，冲下的这场山洪名曰“野蛮”。正因为无知横行、野蛮肆虐，才招致“大跃进”的巨大灾祸。就是说，有必要使大家知道这场反右的罪恶性质。
北大历史系学生沈元的遭遇就折射出当时对知识横加挞伐、逼迫知识份子走上绝路的阴影。沈被划右派，勒令退学，在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他研究汉朝学童识字课本《急就篇》所写论文，经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历史学家黎澍、刘大年均予肯定，在《历史研究》发表，并设法将其调至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沈写成《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在《历史研究》发表，并由人民日报压缩转载，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由此招来是非，有人联名告到毛处，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田家英致电询问此事，中宣部指示：要注意影响。沈又写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黎澍因中央压力，只允许其以笔名刊《历史研究》。此文亦由人民日报转载。此后沈写成《尺度史概论》，由于与政治无涉，以笔名再刊《历史研究》，他的有关历史主义论文则无法面世了。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研究人员眼看着将被扼杀。接着“文革”来到，沈遭批斗，因恐惧与不忿，化装黑人逃至马里使馆，后以“叛国”罪被处决。（详见《黎澍十年祭》）这就是反右造成毁灭文化、毁灭文明的罪证。（4）被划右派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这更是人们很少知晓的。《夹边沟记事》一书写“右派”受难，因史实黑暗，触目惊心，甫出版即遭禁。一死难者后代将长文供桌上，长跪拜读，痛哭不止，说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夹边沟农场共囚约3000“右派”，1959-1960年每人/月粮食从26斤减至20斤再减至14斤，一天不足5两裹腹，体力严重透支，大面积死亡随之发生。农场负责人请求张掖地委调点粮食，地委书记训道：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书中记载，高吉义偷食土豆上吐下泄，年近6旬的牛天德竟从其呕吐和排泄物中拣食土豆疙瘩。最后发生将死人劐开取食内脏之惨事。傅作义从美国召回的内弟、水利专家傅作恭饿得到圈旁寻找猪食，无力地倒下被雪覆盖，无疾而终。亲历者描述：“饿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人的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生命的如此结束，让人惊骇和痛心，不禁为这些无辜者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叹。近3000成员，只有几百人逃出虎口。农场医生被留下，为死难者编写假病历，其中没有“饥饿”二字。这段被刻意隐瞒的历史，直到40年后才由一位良心作家杨显惠披露出来。这是多么反人道、反人性的对付异议者或无辜者的暴政啊！以上所述几方面事例无非说明，以准确有据的事实揭露毛泽东势力的“阳谋”真相，戳穿毛邓等人伪造1957历史的可耻伎俩，以充分的理性分析指明反右的罪恶本质，给制造文化断层和毁坏文明的罪魁祸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其实也可看作一种追索欠债的方式。只要大众通过对反右的真相揭露，认识到专制者的暴戾，提高了维权的意识，形成对权力者的强大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偿还债务，那时，他们交出的恐怕就不止是1957给予知识份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的赔偿，连“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权也不得不拱手让出。燕遁符女士得到的将是双倍赔偿！
当然，这只是一项设想。它的核心在于启发民智，动员民力。这种肇始于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工作，现在应该由民主派接力进行下去。1957的批判专制、弘扬民主的历史作用将由于上述设想的实施而使民主意识的普及和人权思想的觉醒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这是社会转型的牢固的思想基础。
（200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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