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香港《文汇报》援引一位法学界专家的话说，中国的监督法之所以未能出台，“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处理“人大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矛盾关系”。专家还指出，中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界限模糊。
这些意见有道理吗？在中国现存的权力架构中，人大能够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吗？一平与曾宁两位自由撰稿人和评论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记者杨家岱主持讨论。
记者：目前中国在处理人大，一方面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这个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利机关，这两个之间的矛盾处理的怎么样？一平先生。
一平：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吧！可能是中国的政治当中最根本的一个矛盾。按照宪法来说，全国人大是国家权利的最高机构，实际上人大是要接受党的，中共在这点是违反宪法的。中国的种种问题归根究底都提升到这点上来，能不能执行宪法？到底谁是国家的最高权利机构？这也是中国的政治当中最根本的事情。
记者：曾宁先生您的看法呢？
曾宁：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根本问题。本身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政治就是一堆矛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国家权利机关，但中国共产党它是全国人大的领导者，这种矛盾本身是不可调和的。如果说全国人大真正的做到了它是全国的最高立法机关，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人大的关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记者：有一位法学家提出中国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界线模糊，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的官员，这些里头就很可能有各级党委的成员，这些官员本身就是监督对象，这样一来，监督法就没法顺利出台。您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中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界线模糊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曾宁先生。
曾宁：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全国人大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的一个养老院，全国人大做为一个立法机构的话，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者书记处，或者政治局，或者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传声筒，或者说是一个传真机和复印机。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到底做为立法机构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做为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构，它应该是由一些比较有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的人士组成，而且这些人士应该是真正意义上得到民意的授权，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以后，在民意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的。我想这样的立法机构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
记者：一平先生，中国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界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平：实际上中国的人大是一个招牌，是徒有其名，它没有真正的权利。中国的立法也好、行政管理也好，还是法律的执行也好，其实都是由党来做的。按照一个合理的国家制度应该分权分立，但是中国是分权统一，都统一到党中央那里去了。政治改革说到底就是要逐步的真正实行宪法，再有就是把党的权利交还给国家，实行分权分立。
记者：2002年的《监督法（草案）》，曾经提出行使监督权的几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人大对这个一府两院，两院是指法院和检察院，不能够包办代替，这是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行使监督的各级人大以及常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您们怎么看这样两个监督原则？
曾宁：首先看汉语这个词“民主集中制”，本身这两个词罗列在一起是一种矛盾，既然是民主，实际上就是要分立互相制约，不可能是集中。毛泽东在这里只把后面的民主做为一个招牌，民主摆在前头最后是它来集中，还是一种集权制的体现。这个在逻辑上应该是民主就是民主，它不可能再集中起来。
记者：现在存不存在监督机关对这个行政机关实行监督的时候，有没有包办代替的现象？一平先生。
一平：中国的监督不能够真正实行的，共产党内部有一个纪检会，纪检会取代了实际的监督权利，但是纪检会是在共产党内部的。
记者：请曾宁先生讲一下。
曾宁：这个问题正如一平先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本身的取法就是荒唐的。毛泽东他是把民主做为一个招牌，集中才是毛泽东最根本的目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把它硬性的捆绑在一块。谈到这个人大和执法机关的关系，在中国的各级人大，它起不到真正的监督和一分两院的这样一种目的和效果。
在形式上它是一种宣传，对法院和检察院起实质性的领导作用的是各级的政法委、政法部门，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法委员会，而不是全国人大；同时在全国人大里面发挥真正的黑心作用，起实质性领导作用的是各级人大里面的党主或者说党委。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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