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统治下的民族不可能实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振兴

——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的思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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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6日讯】中共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比较毛时代,我甚至愿意用’中兴’一词来表达现在的进步。中共因此俨然以’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者自居。但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意义上实现振兴的必要前提是结束极权政治。

中共统冶的极权性质在如下核心特征上没有改变:

1.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使该政权具有强烈的’政教合一’色彩;
2.以政治选择为标准控制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3.控制一切社会团体与群众组织;
4.控制一切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如文化、教育、媒体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的主体。

然而中共在与社会相接触的边界理论方面作了重大调整,其中主要有:

1.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方针;
2.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广泛学习西方管理社会的成功经验,扩大国际交往领域。因此民众对世界的了解与联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3.重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把过去从尊严和心理上摧毁他们独立人格的方法改变为功利诱惑。知识分子群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
4.放弃了意识形态纯洁化要求,使民间非政治性的舆论与文化的环境变得自由与丰富起来。

这种调整形成了中国目前两种政治状态基本平衡的格局:

一种是民众对极权政治的漠视状态。中共深刻了解这有助于缓解政治关注的压力。尽管有远较‘六四’时期众多的民众认识到政权的极权性质;民间舆论中充斥着对中共的不满、不信与不敬,但‘六四’的明火熄灭了。人们更愿意规避政治高压线,在变革风险与人性追求(如生存、功利或自由等)之间选择后者。人们在对变革前景迷茫的思考中似乎更倾向于’开明的极权’。

另一种状态是中共政权蜕变成各层次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体。首先是因为中共各权力层成为了新理论的最早与最大的受益者。其次作为政治宗教的’教义’已缺失。原来以’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教义已经自灭。新的教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对承担改革成本的工人农民来说,既空泛又虚伪。所以中共虽仍坚持’政教合一’形式,但已极少有皈依的’教众’了。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这种平衡非但不能引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在以下几方面严重损害着民族的文明迸步:

一,严重侮辱了中国人民的人格尊严

中共对待人民的态度随政治需要而变化,曾经十分残酷,也有像现在所谓的’亲民’政策。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把自己标榜成人民的’恩人、导师与英明领袖’。他们正是用这种腐朽思想与政权暴力相结合的方法维系其执政权力,并扼杀人民的选择与监督的权利。曾有一个中共领导人评价(表扬)知识分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像家鸡,轰走后会飞回来的。”从这个例子可看出他们距离人权观点有多远。中共实质上是把民众视作由他们掌控的动物(少数为’宠物’),他们自己则是’牧民者’。

二,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素质

这可能是中共给民族带来最大的隐存伤害。至少有一种中国民众传统的素质缺陷不完全是由贫穷造成的。那就是不遵守公共规则。这是一个长期在极权统治下的民族既不知自己的权利也不懂尊重他人权利的自然表现。中共的极权持续并强化了这个缺陷。正如民间在评论日益恶化的社会风气时所说:“都是共产党教坏的”。

中国民众又有一些新的素质缺陷凸现起来,它们都带有鲜明的中共执政行为的烙印。其中突出的表现有:自私冷漠、功利浮燥、诚信缺失、虚伪多面等(可怕得连少儿都沾染上了)。当中共把道德政治化,在历次运动中使人性恶的一面得到张扬;当中共以’教义’灌输取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明成果;当中共权力层的腐败日益彰显以致不可收拾;当中共掌控宗教为政治工具时,都不可避免的严重摧残了民众的素质,因为民众必须适应环境以获生存和功利。因此,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犯罪现象与暴力倾向严重起来。

三,极权是滋生腐败的沃上,中国的建设是高成本的

腐败与犯罪作为人性中丑恶面的表现可能在任何社会与时代中存在。但无疑民主化国家控制得远较极权国家要好。中共统治下所滋生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并且已发展成社会整体性的。可简述其如下基本特征:

1.各层次权力层及相关圈的人士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凡改革或建设都是他们’免费午餐’的机会。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显现;
2.腐贩已不是政府的’专利’。它已发展成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现象,包括像教育、医药、学术等被视为理应更纯洁的领域;
3.腐败也不再是’领导干部’的’专利’。似乎存在一种可怕的社会意识:把服务和职责视作’权力’,作为谋利的工具;
4.除侵吞国有资产和搜刮民财外,官方与民间还弥散着社会性的腐败风气。例如渎职作秀、敷衍瞒假;唯上媚富、冷漠疾苦;篾视权利、践踏尊严;谋求特权、奢糜浪费等都是比比可见的现象。

腐败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灰色与黑色收入以每年数千亿元之巨流向国外。再加上腐败风气造成的大量破坏(环境)浪费、低效或无果,使中国的建设是高成本的。

正如民间之传言:“不反腐败要亡国,真反腐败要亡党。”中共的确处于两难境地:一个蜕变了的党又要极权。它只能在’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目标下不断平衡了。

四.极大地扭曲了中国民众的思维

中共的’教义’是多变的,曾经有’阶级斗争’的残酷,也有现在’和谐社会’的温柔。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不遗余力地作’教义’灌输。每个人从小到老都’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颂扬’教义’,以谋取生存和功利。尽管其理论内部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充满着矛盾,但表达异议是最大的风险。中共继承了传统的等级制度,权力与真理相当。连孩子都知道’服从领导’,人们都懂得’一把手’的权威。当最高权威提出一种’教义’新提法时,便会引起一片回声。在这个社会里’规范的语言’比’浯言的规范’更重要。为了适应政治需要、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各领域或单位内部已形成各种’潜规则’。背离这些’潜规则’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可以想像在在这种群体思维氛围中成长(被教育)起来的人,其个人思维怎么会不被扭曲呢?

五,极权体制总醢酿着全民族性的危机

毛时代帝皇式的极权至今仍有人怀念其辉煌。但毛在做了许多丑事、坏事与恶事之后,终酿成了中共也自称为’使国家达到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全世界为之震惊。极权统治者可以调整政策缓解危机,正如邓小平和其继任者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腐败、环境、资源、’三农’等诸多已造成严重后果的危机。这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局限。

首先极权体制的决策往往是非理性或机会主义的,因为体制本身具有’原错’:擅权的少数决策者或因观点和知识局限,或为维系统治或为争权夺利来作决策。

其次极权体制有扩大决策错误后果的效应。该体制的权力分配机制决定了’唯上’是获取更大权力的最有效手段;该体制惯于采用蛊惑人心’运动’式推进工作的方法,因此’狂热’往往是灾难的信号;该体制善于’报喜讳忧’、’歌功颂德’的宣传手法,因此当出现一个新口号时,往往表明该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共既没有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发扬光大,又没有解放民众成为社会公民享有现代文明。受惠于新政策而富裕起来的人们也没有改变’子民’的命运,人格尊严并没有得到提升。只要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就能明白。他们本应成为社会理性的主要来源,但现在仍然是热衷功利、麻木不仁,缺乏独立人格。所以,极权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族振兴的;反而,可能把大陆中国再次引向崩溃的边缘。

(3/4/20061:54)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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