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9日讯】三峡工程怎么使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从百年一遇降低为二十年一遇？这是钱正英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十四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四川省代表团程贻举、杨东乔等32位代表联名向大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请求专题研究和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经济和环境影响”议案。为此钱正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四川省代表团作解释说，在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百年洪水不会影响重庆市。2005年12月26日，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了，工程的防洪效益就是将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从目前的二十年一遇提高到五十年一遇。三峡开发总公司得意忘形之际，把钱正英给出卖了。钱正英是否应该再向全国人民代表解释一下∶重庆的防洪标准怎么从自然状态下的百年一遇下降到目前的二十年一遇？
一、防洪标准
防洪标准是指防洪保护物件要求达到的防御洪水的标准，通常以某一重现期出现的洪水作为防洪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当发生不大于防洪标准的洪水时，通过防洪系统的正确运用，能保证保护物件的防洪安全，具体体现为防洪控制点的最高洪水位不高于防汛保证水位，或流量不大于河道安全泄量。
德国是根据河流确定防洪标准，比如莱茵河边的科隆、杜塞道尔夫以及其他中小城镇和乡村，采用同一防洪标准。在中国，则是根据城镇的重要性不同，确定不同防洪标准，城市防洪标准高于农村，大城市防洪标准高于小城市。
根据中国建设部制定的防洪标准（ＧＢ50201-94，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特别重要城市（非农业人口大于等于150万）：高于二百年一遇重要的城市（非农业人口50万至150万）：百年一遇至二百年一遇中等城市（非农业人口20万至50万）：五十年一遇至百年一遇一般城市（非农业人口小于等于20万）：二十年一遇至五十年一遇
重庆和武汉的属于特别重要城市，防洪标准应该是高于二百年一遇。
二、自然状态下的重庆防洪标准
在建设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之前，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河段处于自然河流状态，重庆实测最高水位为海拔192.8米，最低水位为海拔159.5米，最大水位变化幅度为33.3米，常年平均水位为海拔165.7米．所以当年在建设重庆火车站时，铁路路轨的标高选在海拔196米，高于最高洪水位。1981年，四川省发生大洪水，重庆市的洪水位高达海拔194.30米。
根据历史洪水痕迹推测，1870年四川曾发生一次历史最大洪水，最高洪水位为199.04米。自1958年以来，重庆的城市建设都控制在海拔200米以上，均高于历史最高洪水。自然状态下的重庆防洪标准在百年一遇之上。所以重庆是中国沿江大城市中防洪标准最高的。
三、三峡工程论证中的防洪效益
建设三峡工程的目的第一是防洪，第二是发电，第三是航运，第四是南水北调，第五是区域发展。
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总负责人、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认为：三峡水库防洪库容222亿立方米（作者注：后来张光斗教授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信中承认，这个资料计算有误，实际防洪库容要远小于此数。张光斗建议，不要将此事告诉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削减长江洪峰。目前长江荆江段防洪保证率只20年一遇，经荆江分洪后也只40年一遇。修建三峡工程后，可把防洪标准提高到100年一遇，荆江不分洪。当发生千年一遇洪水时，经三峡水库调蓄，加上荆江分洪等分蓄洪措施的运用，可以使沙市水位不超过防汛保证水位（45米），避免发生毁灭性灾害。张光斗还说，三峡水库最高蓄水位175米，洪水回水到重庆最高约200米左右，既不会淹重庆市，更不会淹成都平原。（参加张光斗：长江三峡工程宜早日兴建，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2月21日）
必须指出的是，张光斗教授在文章中已经犯了一个技术错误，三峡水库最高蓄水位不是海拔175米，而是海拔183米，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张光斗教授在指出三峡工程对下游的防洪效益时，使用了1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而在谈到三峡大坝建成之后，洪水对重庆影响时，则不提任何防洪标准。张光斗教授有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建设三峡工程之后，在同样的洪水流量条件下，重庆的洪水位会抬高，重庆的洪水危害会增加，重庆的防洪标准会下降。三峡工程论证没有具体说明，建设三峡工程之后，重庆的防洪标准将是多少。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开会，讨论三峡工程决策问题。李鹏在三峡工程日记中写道：“2月21日，上午继续召开政治局常务会，先由杨振怀、李伯甯、钱正英分别就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提出的主要问题作了具体说明。钱正英讲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到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用三峡水库来代替洞庭湖，改天换地，这是建设三峡工程的真正目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赞同“用三峡水库替代逐年淤积的洞庭湖”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
四、专家们的反对意见
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对水库大坝工程的防洪效益持批判的观点。黄万里教授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中写道：“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黄万里教指出：三峡大坝修成之后将使金沙江与四川盆地下来的河槽中的砾卵石和部分泥沙在重庆沉积下来，形成水下堆石坝，堵塞重庆港，其壅水将淹没合川、江津等城镇（合川、江津为重庆上游的城镇），殃成数十万人淹毙的惨剧，此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教授更以1983年7月湖北省丹江口水库上游安康的洪水惨案为例，说明三峡大坝对上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的问题。
原水利部副总工程师、原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先生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防洪组的工作，担任顾问，是拒绝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九名专家之一。陆钦侃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三峡工程的工程师，曾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一直从事长江防洪的规划研究工作，是中国对长江洪水研究造诣最深的专家。陆钦侃先生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收录在戴晴女士主编的“长江啊长江”一书中，该书在1989年公开发表，但六四之后，此书被禁，被焚。1993年陆钦侃先生不能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是他继续向中央领导上书。1998年3月和其他23位专家共同上书《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察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1999年3月再次上书《再次呼吁三峡工程建至初期蓄水位元——以缓解防洪与泥沙淤积碍航的矛盾及移民困难》；2000年3月陆钦侃先生联合全国五十二名知名学者三度上书，《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察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
陆钦侃先生首先对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提出置疑：长江洪水来源于上中下游；三峡工程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对中下游的湘资沅澧四水和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的洪水不能控制。如遇1954年那样全江大洪水，中下游共需分蓄洪五百亿立方米，三峡工程仅能替代城陵矶以上部分的分蓄洪任务，其他地区仍需分蓄洪三百至四百立方米。对长江防汛重点城市武汉来说，三峡工程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减少其附近的分蓄洪任务。三峡工程对下游江西、安徽的防洪更是无能为力。所以三峡工程对长江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至于非常稀遇的一八七零年据调查当时它首先向南冲开松滋口，进入洞庭湖，而当时很薄弱的荆江大堤在监利以上并未溃决。现在松滋口已有现成分洪道，荆江大堤已经大大加固加高。一百多年前的一八七零年洪水没有冲垮荆江大堤，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条件已大大改善，怎么反而会造成突然几十万上百人的死亡呢？以此来催促三峡工程的上马，理由不太充足。
接着陆钦侃先生指出三峡工程对大坝上游地区的洪水危害：而且一八七零年重庆的洪水位比四川水灾很严重的一九八一年还要高出四点七四米，如果三峡水库蓄水拦沙，势必还有壅高重庆洪水位，进一步增加四川的洪灾。陆钦侃先生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说，三峡工程在计算对荆江地区的防洪效益是按防洪标准百年一遇计算的，而在计算上游移民淹没时是按防洪标准二十年一遇的洪水进行计算的。对大坝上下游采用不同的洪水标准进行计算是不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郭来喜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最后拒绝在论证报告上签字。郭来喜在接受戴晴的采访时指出：“三峡水库建成后，达到正常蓄水高程，河流侵蚀基面抬高，水流必然减慢，影响洪水下泄，延长滞洪时间，肯定会加重上游地区的防洪负担。更况且，水库运行若干年后，如遇百年一遇洪水，重庆朝天门水位可达202米，比现在的情形高出7.7米，这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的长江两岸又需增加多少移民和损失？！特别在论证报告中已明确写到:“变动回水区和坝区的泥沙，淤积问题已有模型试验成果，但如何治理，特别是重庆港区水域的治理问题，尚缺少试验研究成果”，这就是说，水库变动区的碍航、库尾淤积有可能使重庆以上的长江、嘉陵江形成拦门沙而碍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0年7月6日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三峡工程展览室，三峡工程筹建处哈总工程师私下和其密友交谈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点，并且说钱正英部长不让谈这个问题，怕影响论证。”
五、四川人大代表的忧虑
1992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三峡工程提案时，四川省代表团中程贻举、杨东乔等32位代表（主要是来自重庆市的代表）联名向大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议案“请求专题研究和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当时重庆市并未提升为中央直辖市，行政上还属于四川省领导）
议案指出：“三峡工程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重庆港处于水库回水变动区，三峡工程的建设与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有密切，但究竟影响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大，以前从未进行过系统的专题研究。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座大型水库是在一座特大型城市的边上，国内外都没有经验可借鉴。尽管１０多年来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环境评价、模型试验，提出了一系列的报告，在报告的一些地方也涉及到重庆问题。但我们认为，研究尚不深入、不全面，有些不利影响还估计不足，对策措施上还嫌笼统，不够有力。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失误，给重庆市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患。”
32位代表在提案中列举了泥沙问题、防洪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和其他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三峡水库对重庆市的淹没影响。32位元代表指出了三峡工程论证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三峡大坝工程对重庆的影响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大，未进行过系统的专题研究，也无相应的结论。不知道工程对重庆的影响，怎么能够得到“建不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结论？
同样，重庆大学和四川科技大学也对三峡水库对重庆市的淹没影响作过研究，得出了和三峡工程论证不同的结论。
六、钱正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此所做的解释
1992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三峡工程时，钱正英专门到四川省作说服工作。会议之后，钱正英又于1992年9月26日专门到重庆主持了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和对策座谈会，在会议上说，建设三峡工程后，重庆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为海拔199米。很多人以为，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为海拔199米，还不到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最高一级台阶的海拔200米的水位，三峡工程对重庆的防洪标准没有影响，百年一遇的洪水仍然淹不了重庆市。
据说这是模型计算的结果。模型计算的结果，不但依赖模型的内部结构，还依赖模型的边界条件。钱正英告诉了重庆代表模型计算的结果，但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的。建设三峡工程后，重庆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为海拔199米水位，那么此时三峡大坝处的蓄水位是多少？是水库最高蓄水位海拔183米？还是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因为重庆的洪水也取决于三峡大坝处的蓄水位。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主编的”三峡工程综合利用与水库调度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１５０页），在计算重庆百年一遇洪水位时，三峡坝址处的蓄水位不是从正常蓄水海拔175米出发，也不是从最高蓄水位海拔183米出发，而是从海拔165.7米出发的。这个在潘家铮撰写的“发电”一书的水库运行示意图中也可以看出，三峡工程在防洪时蓄水只到海拔165米，而不是到海拔175米。
如果三峡工程要发挥防洪效益，就必须动用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三峡坝址处的蓄水位必须上升到海拔175米出发，此时重庆百年一遇洪水位就绝不会是钱正英担保的海拔199米水位，重庆的防洪标准也不是原先的百年一遇，而是远远低于百年一遇，是陆钦侃先生指出的二十年一遇。三峡工程的建造使重庆的防洪标准从百年一遇降到二十年一遇。
但是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重庆人不相信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会欺骗他们。
七、得意忘形
中国的俗话说得好，纸是包不住火的，谎言终究要被揭穿。此次揭穿钱正英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三峡开发总公司。
2005年12月26日，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了。金沙江溪洛渡大坝工程也有发电、防洪、拦沙的效益，其中公布的防洪效益就是将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从目前的二十年一遇提高到五十年一遇。可见溪洛渡大坝工程上马的重要性。三峡开发总公司在溪洛渡大坝工程开工时，得意忘形，把钱正英一直不敢公布的“三峡工程上马后重庆的防洪标准只是二十年一遇”的秘密给出卖了。
现在请钱正英女士向全中国人民、特别是重庆市人民解释一下，目前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为什么是二十年一遇？怎样重新理解您在1992年9月26日所说的，建设三峡工程后，重庆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为海拔199米？重庆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海拔199米和目前防洪标准为二十年一遇之间有什么关系？溪洛渡大坝工程建成后，重庆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是多高？当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时，重庆的部分城区不会被淹没吗？重庆火车站不会被淹没吗？重庆的高速公路不会被淹没吗？老百姓花一辈子的工资购置的房产不会被淹没吗？重庆的老百姓是否应该感谢您一辈子？
作者为工程师，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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