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5.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饥荒
今天国内外的学者们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在中国，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史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次大饥荒是在很好年成下发生的，本身就是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甚至明确的指出，即便是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
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着）中指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中国学者金辉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出的结果则显示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另据海外学者丁抒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至少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
三年大饥荒是中共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做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
而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在内，由于中共上层的高压，基层干部被迫对不存在的事情做出的浮夸和虚报，导致酿成的各种各样的惨祸，这实际上是中共在历史上就已经打下的底子，根本不可能改变。政府高层无视下面的批评反对意见，甚至对持批评反对意见者进行政治迫害，使得到的资讯完全失实，怎么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中国的钢铁业年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于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砸掉炼铁，结果由于土法炼钢根本不过关，导致了炼出的都是根本不能用的废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也被毁掉了。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这事实上已经着大饥荒的将要发生，如果此时，毛和中共的领导层能够醒悟，不再搞政治运动，也许，后面的一切惨剧就不会发生。但，他们依然坚持错下去。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紧接着毛泽东又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提出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
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
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于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即征收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多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1959年春播面积9 千万亩。
由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征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在饥荒已公开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下，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后，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使有的农民把粮食放在尿壶里才得以保存一点儿。有的地区还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使饥荒更迅速蔓延。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 ”，乱抓人逮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很多史学家在撰写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权延赤/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记载到，卢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就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了。
事实上，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已经汇报到了北京，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党组织内混进一批反，坏，右分子，导致干部队伍不纯，才导致饿死人现象的发生。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
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后，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被迫分别派出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 的内部通报。
1960年3月毛泽东不得不对缺粮问题作出了指示。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案，1960 -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凤阳人口的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绝密档案后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于1994年3月号将其刊出。1960年4月后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感到些许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应该把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的干部。把问题的产生归罪于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当时，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但毛泽东拒绝承认错误，又接着搞起了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后，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在此之后，农村的公开食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全部解散。
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事实上，很多省区的农村公共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就已经自行解体了，甚至有农民自发的搞起了大包干。196 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还在大办公共食堂的“红旗省”，就约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意识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亢奋了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在一天天向上升 。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证明，毛泽东事实上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由于怕承认错误，而要对这些酿成惨祸的事件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失去权力，于是他变得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等各种愚蠢的办法压制、打击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企图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在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会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结果。事实上，这场大饥荒完全可以避免。
大饥荒公开化以后，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等手段来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后才结束。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于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于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
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得多。
1961年毛泽东开始明白自己已经闯了大祸，他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但从内心深处，毛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为中共政策的错误导致无数百姓无辜死难而感到很深的惶恐，为了推卸部分责任，他们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与要求进一步追究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 。
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竟然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此话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在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被中共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大跃进最后的结果是彻底的失败。中国的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令刚刚起色的经济重又陷入混乱。
此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从一个极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后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
6.四清运动
在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后，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逐渐又开始恶化起来。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像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认为它影射了彭德怀事件。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已经获得了实权，康生改组了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毛泽东指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之后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有社论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的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 “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矛头直指刘少奇。会议中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共中央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又开会演说辩论，更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后来又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一批守旧的老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并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俱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
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学者都受到残酷对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斗争中甚至有人陈尸街头。原先国家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刘少奇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彭德怀、贺龙等则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还包括了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软禁的家中自杀）、国歌的作词者田汉、作家赵树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不确切的统计是40万，四人帮被捕后也有相当多的人自杀）。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一年后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去世。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 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是最大的赢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的地位已经下降。
会议首先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他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最后选举了党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等人的亲信也顺利进入政治局（参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局中势力单薄，至于陈云等一些共产党的开国元老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然而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取消特权的运动过多损害上层的利益，希望能够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已经多次明确宣布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设国家主席，肯定会由林彪这个党的第一副主席担任，这样能够在受宪法保障的情况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又一次在庐山召开。25日，陈伯达首先发言，大谈天才论，称赞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同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等人的居心，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毛泽东的驳斥，陈伯达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论”运动，陈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甚至被说成是“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
试图夺权失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采用武力来夺取政权。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道， 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后，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后也从未再公开露面，20多个高级军官则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
中共方面称9月13日林彪乘飞机逃往苏联，在飞入蒙古国领空几百英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林彪死亡事件迄今仍是个谜，只有期待中共垮台之后，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
林彪死后，毛泽东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邓小平被恢复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但他却也无意将权力交给邓。和忠于毛泽东自己的左派势力比起来，毛泽东还是不太喜欢“右派”。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势力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并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而周恩来有意提拔邓小平，似乎也是为加强周恩来派系在党内的地位。“批林批孔运动” 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四人帮的 “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 ”，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见华不听他们的，便准备推翻他。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军队的支持下，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1978年12月18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号称为其“平反”。
1980年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 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辞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1月开始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影响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严重倒退，是所有中国人在承受着这场不幸。纵观整个文革，无论斗争的哪一方认为自己的路线有多正确，取得胜利的一方从来不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斗争与多数人的暴政，以对失败者的权利侵犯和迫害来赢得。事实上文革中的浩劫是共产党带给中国的，共产党应承担这场灾难的所有责任。
而在此时，日本早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如果中共在同一时期也是搞经济建设，而不是搞各种各样的流氓政治运动，那日本绝不可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所以中国的穷困现状就是共产党搞各种政治运动带来的，这没有什么可置疑的。
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 》（杨小凯 着）
《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木人 着）
《世界通史》和 维基百科
附录： 文革给中国带来的部分损失（详查维基百科）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杀身亡：
周小舟 (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受迫害身亡：
贺龙 (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
刘少奇 (1969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
彭德怀 (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小人物，不计其数。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著名京剧演员，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表演艺术家）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3日，著名女电影演员）
翦伯赞夫妇（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林昭（1968年4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五七干校”宣传干事)
失踪：
储安平（1966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牵连的人物
任毅(中国知识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监禁九年，1979年出狱，现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业务员) ……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也有些人的意见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教育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置疑文革的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很多当权派利用和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形左实右，甚至挑起“武斗”，使文革初期整个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数不清的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野蛮砸烂；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研究工作因而停顿。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则是直接对准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儒家文化。
名胜古迹被破坏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除陵墓外，全部夷为平地。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被平毁。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河南荡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 ，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红卫兵掘幵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幵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张之洞的坟被刨幵。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幵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幵康有为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蒋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塚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 ’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 ‘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提示，以下引用来源暂不可考，读者注意辨别
文物古董被破坏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 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 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 “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 ”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在农村，知识青年务农，对中国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承认毛泽东负全责。（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原载《清心论坛qxbbs.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