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我们上次节目中介绍了学者徐贲对今天大陆文化市场一个重要现象的分析：文革物品堂而皇之地进入文物市场并待价而沽。徐贲告诉我们，文革物品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就成为“文物”，主要是因为官方刻意制造的文革历史和当代现实已经隔得很远的“断代感”，这种“断代感”加上”物以希为贵”的市场法则，使得很多人不顾文革物品美感和艺术品味的低劣，纷纷将它们列为自己的收藏物件。这就造成了文物收藏事业中罕见的大量粗制滥造的物品竟然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文物”的怪现象。
然而，如果文革文物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其意义仅仅是一种“炒作”，并局限在文物市场的范围内，那倒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但是徐贲告诉我们，在文革文物在大陆市场越来越热的背后，是一个将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及用“平常心”来看待文革，发掘文革中“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这对于整个民族对文革的历史记忆和善恶判断是极为有害的。
什么叫将文革生活“正常化”和用“平常心”来看待文革呢？什么又是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呢？比如，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讲他在文革中结婚时领导送给他和妻子一个瓷盘，上面刻有毛泽东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的头像。作者告诉我们，这个瓷盘在当时是被视为很珍贵的东西，不但好看而且有用，它在那些年代里伴随着这对夫妇渡过了难忘的日子，以至于今天当看到它时情不自禁地会产生一种怀旧甚至温馨的感觉。这就叫用”平常心“来看文革，发掘文革历史中“平常人”的一面。我们不能说这个故事不真实，毕竟，文革中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并不都是完全政治化的，吃喝拉撒，开门七件事，爱情、亲情和友谊等等也还远远没有都被政治抹掉，也不可能被抹掉。但是，如果这个温馨的回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下的诉说，而是通过文字甚至图像进入了公共空间，那就成为社会对文革生活的公共记忆的一部分。今天很多对文革物品的描绘，尤其是那些日常用品，常常伴随着这种将文革历史“日常生活化”的文字。
许贲认为，在文革文物的收藏和介绍中，除了这种将文革时期的中国“正常化”的倾向，还有一种以第三者的态度去消费、欣赏或观察的现象。这就是说，把文革文物真正当作“文物”，讨论它们的“审美特征”、“艺术价值”和“民族文化特色”、以及“中国特色”等等，有的还讨论文革物品的“朴实无华”。在这种眼光下，文革物品完全失去了时代背景和特定用途，不但变成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艺术创造物，和其他真正的文物相并列，而且在一些人那里还代表了美德。
将文革物品“日常生活化”也好，把文革物品当作艺术品以“第三者”的眼光来欣赏也罢，都是有意无意地加入了将文革物品“去政治化”、非历史化，将它们漂白，抹掉它们所代表的专制统治的印记，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为名掩盖文革对人性的扼杀。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文革的文物热恰恰是反文物的，因为人们从一般的文物鉴赏中寻找的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感，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将文革文物“日常生活化”却是要人们忘记产生这些物品的真实历史背景。
有一种论调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人们深受其害，所以对文革的批判和控诉是文革记忆的主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文革的记忆和描述将不再受这种将文革简单化的历史环境的束缚，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和文革生活中的非政治性就必然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自命客观和有“历史感”的论调实际上否定的正是文革有别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一面：暴力、粗俗和丑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公然行之于世。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生活没有任何“复杂性”可言。
可以预言，如果官方不改变对文革的政策，在亲身经历了文革并对那段历史有深刻反思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的时候，上述这两种对文革的中立的从而毫无批判性的描述将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徐贲说，以表现极端时代中的日常生活来掩盖这些时代的罪恶，在战后德国也出现过。在经过了对纳粹历史长期不断的反思和批判后，七八十年代有很多德国人不愿再面对历史中的阴暗面，要求将过去“正常化”，出现了一些从“日常生活”角度表现纳粹德国的文字和图像作品，甚至纳粹的宣传品和符号–如制服、军旗等等–也被当作“审美物件”。面对这种倾向，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历史地对待纳粹时期”。
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历史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比哈贝马斯当年在德国提出的那个问题更具有迫切性，因为德国不但完全彻底地否定过那段历史，而且今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也还不允许对纳粹时代有任何公开的赞美。所以，要让文革在民族历史记忆中真正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在中国还是任重道远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