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拜读了王力雄的近作《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感触颇多。正如梁京所言，那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打破政治改革困境的一个认真的努力”，自然，这种努力不应成为沙漠中的呼声，有了心得，讨论起来才好。
超越阶级？
先从一点疑问开始。王先生认为，“面对这种本质上的分化，中国的变革必须是超越阶级的。未来不能以任何阶级的名义去创建──因为那只能制造更多的分化和对立。”此话不无道理，但似乎过于绝对了。
看上去，王先生在这一端潜心研究基于基层单元的“递进民主制”，在那一端却要“超越阶级”，到了全社会的层面，又宏大得不得了。如此相反相成，理论与实践，都难以把握了。
以中共的变化来看，它先是自诩为“工人政党”，主要活动在城市，然后推动工农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自己实际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农民党，生生地把贫农也归为“半无产阶级”，从马克思学说重视工人阶级体现着现代生产力，蜕变为单纯以“有产”、“无产”确定革命性。工农革命依然艰苦而漫长，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中共在共产国际推动下扩张自己的社会基础，以民族主义对抗外敌，以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政权，确定为“代表民众”，具体则为“四阶级联盟”，尽管它在临近胜利时已着手抛弃其中两个阶级，毕竟还只是“超越单个阶级”，而非全面地“超越阶级”。
民众之中有现实的阶级划分，有现实的利益矛盾冲突。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六四”屠杀中士兵残忍地杀人，不能说其中没有阶级的因素。这种因素现实存在，即使“超越者联盟”不注意，专制者却不会不注意。
王先生的本意，看来其实也是“超越单个阶级”──其“超越者联盟”乃“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之联盟，而其联盟“终结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权力源头转移给民众”，则变革非民众之责任而应由各种“超越者”承担，但民众却是“超越者联盟”的社会基础，也是变革之最大受益者，当属无疑。
“幻想”背后的现实
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一跪，引来许多的批评。中共会议涉及人事安排，乃至代际更迭，总有分析预测，也总有对这些分析预测的批评。这种种批评，指向其“封建子民意识”，批评者则试图引导人们走出对“青天大老爷”的幻想，走出对中共政权的幻想。
然而，这种“幻想”似乎很有生命力，总是会出现。
王力雄似乎也免不了要挨批评，因为他似乎很悲观，难免“青天”情结──“超越者联盟最终能否形成，超越最终能否实现，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政权超越者”，而“如果不能找到可行的’立新’方法，或者是没有政权超越者出现，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着革命的风暴降临中国，并准备在那个过程中玉石俱焚”。
换句话说，王先生的希望，似乎是寄托在中共政权中戈尔巴乔夫式人物的出现。
不必忙着批评这类“幻想”，其实，有“封建”意味的“幻想”，背后是依然有封建社会性质的社会现实。
历经多年的压抑，市场经济涌起新的浪潮，传统社会在其冲击之下发生种种的变化。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倘若中共真的有其“先进性”，能够“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体现者”，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现实中的中共早已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沉溺于“社会主义”，理论上后知后觉，政治上僵化保守，为保持权力地位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顽固地以官办工会之类取代自治组织、以舆论管制取代言论自由，于是，权力寻租无所顾忌，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当仁皆让，能腐则不让。
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的改造是革命性的，然而，社会的政治、法制越是不能适应这种改造，它的自发性、它对社会的腐蚀就越强烈，过程中的不公平就越明显。
这种改造中，往往会成长起一个公民社会，但是，社会政治对其压抑又往往是致命的。于是人们看到的是，政府对市场、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市场力量的空间，而对公民权利的控制，又限制了社会力量的空间，这样，中共作为执政党显示出它的现实的落后性，而整个社会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中共顽固地压制和拒绝对它的所有批评，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只能磨灭其锋芒，反而矛头指向“市场化”，似乎改革的失误、错误都可以归咎于“市场化”，国有体制以及政府控制和干预，反而成为改革出路的希望所在。
市场经济之路之艰难、漫长，清晰地展现在中国社会的面前。
现实地看，适应变革需要的思想者随时都在出现，但思想需要掌握现实的力量。资本不会自发地追求民主，代议制民主却为其成长所需要，只是，资本重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间不长，对权力的依附性还很明显。
这时，“旧式的革命”就仍然是现实的：需要造反领袖，或者需要明君。造反的社会代价太大，且造反成功后重蹈前朝覆辙的概率很高，则对明君的需要更为突出。
当中国人跟在苏联人后面学习马克思理论之时，苏联学者对历史规律的一种阐释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然而，中国人毕竟有自己的头脑，对马克思学说有自己的理解，于是在后面又加上一句──“……更是偶然性的朋友”。
的确，不能无视历史的偶然性。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展开，传统的“中央计划”以政府控制、干预的种种花样而保持其生命力之际，“社会发展”、“政治变迁”的“历史规律”还难以“按照世界通行的规则”为其开辟道路之际，中国社会发展之最大的偶然性，就是王力雄先生所谓“最不确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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