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8日讯】（BBC中东事务记者约翰斯顿）就在BBC记者约翰斯顿即将离任驻加沙记者职务之际，他遭到了武装分子的绑架。他在此讲述了自己长达114天的人质生活。
这些人把我押往另一处建筑，这也是我今后一段时间被关押的地点。等我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那么紧张了。
第一个囚室
关押我的囚室在一幢公寓楼的顶层，屋里只有一张狭窄、松垮的床和两把塑料椅子。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书、笔和纸。
我的手表也被摘走，只能根据太阳的移动和附近清真寺一天五次的祷告声来识别时间。
在我被抓的第一天，我只好扔掉一次性隐形眼镜，现在我的视力很差。
天降横祸，把我困在这里。在这个肮脏的空屋里，我开始尽力使自己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我在这个小牢房里来回踱步，走五步转身，再走五步回头。就这样，一里，一里又一里，我不停地走。
想像一下您在那样的一个房间里。想像一下来回踱步，或者一坐3个小时、5个小时、10个小时。这样熬过12小时，你睡不着，再过四、五个小时才能昏昏入睡。
而且你清楚，第二天还是这样，第三天、第四天都这样，没完没了……
从加沙这里打击英国很困难。这里没有英国人做生意，加沙地带的英国文化处的图书馆去年也被暴徒一把火给烧了。
英国在加沙唯一剩下的就是BBC，而BBC在这里也就一个英国人，就是我。这些圣战者把我像鸟一样关进牢笼。
英国从来没有与绑匪谈判过。所以，我不由自主地担心：我会被释放么？
想到上世纪80年代，在贝鲁特被抓的西方人质被关押很多年。我就想，是否他们的命运这次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第一次危机是我生病。
饭菜还说得过去，巴勒斯坦式的米饭，菜有青豆或者蔬菜，好像就是在我被关的囚室下面的房间里做的。
但是我的欧洲胃口不适应这种饭菜，也不适应这里的脏水。
没多久，我就感觉肋下肿起来。与囚室相连的厕所狭小，臭气熏天，地面上总有积水。
我害怕会病得越来越重，决定必须尽量控制饮食。
头几周，我有时被给炸薯条吃，我知道即使是加沙最顽强的细菌经过油炸，也存活不了。
所以我每天就只要一盘土豆条，并请求他们将水煮开。
面包、土豆、一些水果，后来又有了一些鸡蛋，这些东西成了我每日两餐的食物。虽然单调，但是安全。
不过，我总是都吃不饱，最终我的体重减了10公斤。
报导“我死了”
在最初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生最艰难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我的绑架对远在苏格兰的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妹妹带来的影响。
我非常地后悔，真不该冒险留在加沙这么久。当然，我也是事后才这么想的。
记得我的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是一次停电。
在昏暗的烛光中，我躺在那里听着邻居的叫嚷，不时传来枪响，加沙地带的贫民区经常就有这样的嘈杂声。
远离家乡，被囚异国，我对自己的境况感到非常的惊恐。
不过，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我拚命想转移注意力，来缓解精神压力。我一再提出要求，要一个收音机。令人惊讶的是，就在停电那天晚上，一位看守竟然给我送来一个。
突然间，我和外面的世界又有了联系。囚室里有了声音，有东西可以听了。我不用只是面对自己的那些令人恐惧的想法了。
从电台里，我知道BBC为我发动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呼吁，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意识到，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在谴责绑架者。
很多加沙人似乎感谢我这些年来选择生活在他们中间，向世界报导他们的情况。
但是收音机也带来了可怕的消息。
在BBC沉稳平静的语调里，我听到有关我已经被处死的报导。
那是个令人震惊的时刻，我已经被宣布死亡！
我想，如果我的家人听到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该是多么痛苦。
当然，我并没有死，我不由地想到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说我死亡的报导，言过其实。”
当然我还是担心，绑架者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我猜他们已经决定杀掉我。
我觉得，我得做好这样的准备，也许这就是几个小时后的事吧。
我确信，如果我被处死，这一行动会拍成录相，就像伊拉克圣战者执行死刑那样。
如果这是我留给家人和世界的最后的图像，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我不想成为一个哭泣、哀求和垮掉的男人。
所以在那个漫漫长夜，我躺在那里听着每一个可能预示我最后时刻到来的声音，尽量保持镇定，等待最坏的事情发生。
最后，晨祷的钟声打破了沉寂，一夜过去了。我有种感觉，危险过去了，于是倒头入睡。
威胁处死我
几个星期之后，看守拿着一副镣铐冲入囚室。
我的手与脚被铐了起来。看守关上囚室的窗户，熄了灯走了。在加沙炎热夏季里，我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小屋，汗流浃背。
看守告诉我，正在讨论是否过几天把我处死。如果这样，他说会用刀把我的喉咙割开。
我不是很相信这个威胁。但是，我也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相信，不同的人面对死亡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选择的是在脑子里想像可能发生的事情，希望处死前的情况不要太恐怖，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刻我也能保住自己的尊严。
谢天谢地，这一危机过去了。24小后我的镣铐就解除了。随着日子过去，我被处死的威胁似乎也减弱了。
通过这些事，我也慢慢了解了我的看守。
其中一个20来岁，叫卡米斯，黑脸膛，很帅。他差不多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在整个绑架过程中，一直到最惊恐的时刻，都有他。
和我在加沙认识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卡米斯出生的家庭位于现在的以色列境内，很多人后来被驱逐或逃离。
他在贫困中长大，生活在人满为患的加沙城里，参加了反抗以色列的武装组织。
卡米斯已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城市游击战的战士。
他走路时有点瘸，上身也有些畸形。这都是以色列人的枪伤造成的，但他的敌人不只是以色列。
他与加沙地带的主要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关系也很紧张。
他是一个通缉犯，我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他几乎从未离开过我。
他的生活真可谓“暗无天日”，事实上他就是生活在阴暗当中。我的第二个藏身点，百叶窗都被封死，我差不多三个月没有见到太阳。
卡米斯的活动，就是数着念珠，在昏暗的楼梯上走上走下。
他大量的时间都在看电视，来回调换着阿拉伯电视的各个频道。他经常在深夜穿着淡蓝色的长袍，坐在那里大声诵读《古兰经》。
有时候，他也让我去他的房间看一两个小时电视。
有一天，他让我看我的父母在电视上呼吁释放我的消息。
我一直非常担心他们，现在看到父亲在电视上发出义正辞严的呼吁，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尽管母亲没有讲话，但是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得出来她也有力量挺住。
我把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带给远在苏格兰西海岸的父母，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我感到十分不安。
但是我的父母精神没有垮。用我父亲的话说，他们的心”悬在半空”。在我看来，他们此时的表现是最好的。
凶狠的黑脸看守
我们总共转移了四个隐身地，在第二个地方关押的时间最长。在这里，卡米斯对我的看管比较松。
我的房门没上锁，这样我可以去浴室，也可以用一个厨房。后来，我自己烧开水，每天自己做两顿便饭。
有时候，卡米斯很友好，我们一起谈论加沙、政治或伊斯兰教。
但多数时候，卡米斯给我的印象仍是一个凶狠的黑脸看守。
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很少跟我讲话。我打招呼，他也不理不睬。
他把饭递给我，凶狠地看着我，一言不发。很多次，他因为很小的事情大发雷庭，吓得我胆战心惊。
我经常向：我肯定是他的一个累赘，他肯定很恨我。
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这段空虚无聊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我的过去。想我童年的时光和我的职业生涯。
我试图理清我性格中某些方面的根源所在。我苦思冥想，为什么一两个特别重要的关系在我过去的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想着想着，自己的思路又不知所终。
不过，多数精力我都是在极力克服自己无边无际的焦虑，我认为是在努力使自己不要精神错乱。
在被绑架中，我强烈地感觉到，现在面临的绑架是我一生最大的挑战。
我告诉自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控制我的精神状态。
我尽力劝说自己，沮丧消沉无济于事，既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也不能改变我的处境，只能使自己更为虚弱。
我尽量抑制那些破坏性的消极的想法，在它们左右我、击垮我之前，把它们消灭在一闪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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