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7日讯】(希望之声记者苏菲采访报导)时至退出中共邪党人数超过2千8百万之际，美国《网络文摘》主编徐水良先生接受采访指出，共产党从它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它的受贿、腐败程度都远远超过纳粹党希特勒和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现状比喻为“超饱和”状态，他认为：这个邪党随时灭亡，它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它的灭亡取决于突发的偶然事件。
（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
人类社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经济为本
徐水良先生指出，共产党从它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人类历史向前进，向民主和自由发展，向符合人心的方向发展。可是共产党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以经济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它以经济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马克思它本身反对异化，可是它恰恰是用经济异化来反对人心和人的其他方面，因此它一开始就是反人类的。
它把经济讲成是决定社会的力量。经济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人，是社会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社会，因此它理论的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反动的理论。发展到列宁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搞专制，消灭一切自由民主。
二十世纪最邪恶的反动逆流
徐水良先生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有什么最邪恶的东西，那就是它产生了巨大反动逆流，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反动逆流，在共产主义反动逆流之下又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即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反动逆流，这两种逆流实际上是一股逆流，就是社会主义反动逆流。
共产党讲共产社会主义，主张共产制度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主张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两个都是社会主义范畴。共产党是一种非常左的逆流，搞阶级斗争，希特勒还搞种族主义。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共产党在俄国掌权。两个社会主义邪恶国家，一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邪恶的力量，一个是希特勒杀了1千多万犹太人，一个是斯大林杀了2千多万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它是一手瓜分波兰，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历史上讲的光是希特勒发动的，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发动的，瓜分波兰。希特勒入侵波兰，斯大林在旁观火，与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当波兰人在抵抗希特勒时，它从波兰东部入侵波兰，俘虏了波兰军人，杀死了8、9万波兰军人。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杀人魔王
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杀人魔王比起毛泽东还是小巫见大巫，毛迫害死的中国人超过它们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现在一般比较专门的统计认为：毛迫害死中国人8千多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还要多。8千多万是一个大国的概念。8千多万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比起希特勒、斯大林杀人数总合还要多一倍多。希特勒杀死1千多万，斯大林杀死 2千多万，合起来是3千多万。毛泽东杀死8千多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1千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亡人数 是5千多万，包括希特勒那1千多万。两次大战死亡人数不过是6千多万，毛泽东就杀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还要多。因此共产党是比起纳粹更加残暴，比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残暴的法西斯。因此，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比希特勒、斯大林、比纳粹更邪恶的杀人魔王。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徐水良先生说，中国共产党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比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也更加邪恶，因为它不仅是杀人多，而且它还腐败。希特勒纳粹只是一个党，到现在没有看到有关纳粹党有什么大型贪污行为，现在共产党拚命讲它经济搞得好，希特勒的纳粹党比共产党经济搞的好，它在全世界大小经济条件下，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它靠的是纳粹党的献身精神，都深入到街道上去组织生产。可是现在中共邪党没有一个不腐败、无官不贪，这是在苏联、在希特勒、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还有一点希特勒杀人是杀犹太人，它不搞卖国，它相反要搞侵略；斯大林也要向外侵略；可是中共邪党一产生就是一个汉奸党，就是它听命于苏联，出卖中国的领土，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邪党，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而且是比希特勒、斯大林更加凶残的屠夫;它的受贿、腐败程度都远远超过纳粹党希特勒和斯大林苏联共产党。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它能够长期统治下去，它不灭亡，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没有天理了，就不符合历史规律了，它必然要垮台。
问题是在于中共非常专制，它用暴力镇压一切反抗，不允许任何有反抗的组织力量存在。
（二）中国社会的“超凝结”现状
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称作“超凝结”状态，中国社会“超凝结”状态是什么意思呢，自然科学上讲，比如水蒸气，在一定的压力下就凝结成雨或凝结成水；溶液里面比如放砂糖呀什么呀，它就溶解，到饱和程度他就开始结晶，可是在指数情况下，由于没有结晶、没有有组织的结构，它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临界状态了，它的溶解点、饱和程度远远超过结晶点了，可是它没有结晶，就是超凝结阶段了。超凝结状态造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把任何有组织的结构都破坏掉了、都消灭掉了。如果空气中大气中存在大量的水蒸气，它不会凝结不会结晶成雨点下来，人工降雨就是这个原因，让水蒸气附着在上面，逼迫水点凝固起来，然后下点雨。
中共对反对派的迫害呈几何基数的增加
共产党特别专制，任何社会都往往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共产党把所有的反对派、包括民运，超过3个5个超过10个人，它一定要破坏掉。从统计学来讲，人数越多迫害的可能性成几何基数的增加。共产党就是靠暴力、靠对所有反对派组织的镇压，靠欺骗。
针对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好起来了，人民生活也比以往不同，因此怀疑‘有退党大潮和中共要灭亡’的说法，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国的百姓自己清楚，外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侨根本不明白中国的情况，几乎都受污染。其实，当人们认为共产党形势稳定的时候，恰恰是共产党要垮台了；苏联东欧也是这样；当人们认为形势大好时，恰恰是形势非常坏。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根本不了解中共那个制度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讲假话，多多少少的相信了一些假话的西方人，他们看不懂中国的真实情况；而华人有利益在，还有共产党的收买，像杨振宁，文革把中国搞成那样，他还大唱文革的赞歌；到了海外的华人也是这样。海外华人要发财也要依靠大陆、要作生意要讨好中共；有的人是因为有亲属在大陆、家人在国内，怕得罪了邪党回不去大陆，家人也要受牵连。
专制政府崩溃的决定因素是时机和条件
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共垮台”完全是可能的。专制政府崩溃时往往是它统治非常牢固时，中国的情况可以讲中共政府有非常多的反对派，有89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来运动的规模它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光北京就几百万、全国上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在东德、在苏联，没有多少异议人士，包括东欧、苏联、波兰全欧洲都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反对派人数多；从苏联到东欧也没有老百姓这么反对共产党。
大陆的军队十分不稳定。当时中国（民主）的情状发展都比东欧等好的多，好像苏联、东欧比中国还稳定的多，最后先崩溃的是苏联、东欧等国家而不是中国。所以反对派的强弱、有没有组织力量都不是变革因素，决定的因素是时机、条件。
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超凝结状态经常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它的突然变化都是由偶然事件造成的，是以突发事件来解决的。像溶剂里加一点灰等下去，全部就凝结起来，表面看是溶液，其实是超饱和状态，一般人不理解，人们多听到过“饱和”状态，空气中水蒸汽再多也是饱和状态，实际上不是，它是超凝结状态。它溶液中的凝结远远超过饱和状态，比如它的饱和状态是10克，它可能是50克。它的结晶是自然的、无序的、分散状态的结晶。
超凝结状态取决于偶然，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它不是规律的状态，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比如中国的‘6·4’，当时中国的条件好的多了，比苏联的情况不知要好多少；苏联东欧表现上看也稳定的多，当时红场上只有几万人，而‘8·9’天安门广场上几百万人，比苏联的规模不知大多少。中国的军队大的多，都在等赵紫阳下命令，但是赵紫阳没有这样做，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苏联，叶利钦只是俄罗斯共和国的，而不是在苏共的职权，当时没有很高的职位，而赵紫阳在中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最高领导权，一切情况都比苏联好，就是因为领导人态度不同、勇气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赵紫阳不愿意犯罪，在这一点上我们尊重他，他当时在职没有犯罪，保住了良知、良心，可是他没有为中华民族立功。在某种意义上，赵紫阳没有担当起历史责任来，他是失职，有过。我说很多东西取决于偶然因素，如果苏联是赵紫阳，中国是叶利钦，那中国就胜了，苏联就败了。一个统帅不敢打仗，这个军队还能胜吗，不可能胜。所以很多情况取决于偶然因素，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很多是有组织的，也有很多是没有组织起来的，比如俄国二月革命的开始是居民抢粮，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政党来领导，结果二月革命成功。东欧革命没有组织领导，除了波兰，许多情况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所以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组织有没有领导，它是超凝结状态，取决于偶然，它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中共是一手暴力、一手欺骗，它没有给任何有组织的力量、任何有组织的结构存在的条件，那么中国的无序、突变和不稳定状态，任何人无法决定。
在谈到，目前年岁稍大些的人，尤其是在海内海外都居住过的人，能够对中共有个正确认识，选择退出中共；而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共的歪理中长大，在欺骗中长大，他们怎么能顺应这个潮流，认清中共谎言选择退出中共的问题时，徐水良先生认为，中共的腐败专制是透过社会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的，人们是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年岁大的人通过比较能认清中共的本质，年轻人他们没有包袱，一旦认清中共的邪恶是会自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徐水良先生说：问题是中共为了自己的私利，毁坏的人类的文化、人类的道德，将来的道德重建是非常艰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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