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3日讯】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人民日报，5月25日，发表了他的言论摘要，现在我发现了谢泳先生在《1957年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中载有徐先生言论的较详细的内容，读后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精辟透彻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
徐璋本说：
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份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陈振汉，徐毓栴，罗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经济系教授），谷春帆（邮电部副部长），巫宝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宁嘉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等六人。文章的内容涉及面广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长，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论点可以从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窥见，这样，既可免去重复引证，又可观赏马戏团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判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项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工作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方面的工作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见人民日报9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说：“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80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9号）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沉志远说：“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时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由于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文汇报，7月26日）
刘思慕以“剥掉沉志远的画皮”为题，系统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沉志远以全盘抹煞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把光明灿烂的新中国涂成漆黑一团，把学术思想界说成死气沉沉……要党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个别环节全面地大检查。”因为他认为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大原因’是‘属于制度性质’，他强调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沉志远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他责骂我们的党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讽这种制度把我们党和政府压得‘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说什么连‘草纸，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国营，一切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极其恶毒的语句污蔑，丑化整个党。他把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说成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转引自《禅机1957》页171）
第十，要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上面，刘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沉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为题作的发言。他说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他对学校党委制的作用，认为是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病，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解放日报，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报以《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为题报导了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陈铭德说：“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他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二，北京应有晚报。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一句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现在呢？他变为可以这样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萧离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也无从竞赛。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更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1901年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舞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教条的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广大读者），产生矛盾。
《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他认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单纯代表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这些右派言论在6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受到批判。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和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人民日报6，26）
北大新闻系方汉奇批判顾执中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保证。（按说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但直至如今，无耻的投机政客们竟然仍能弹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报》所载顾执中先生的原话全文，请读者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对照。）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顾执中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85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动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第94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我建议：一、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者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顿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微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引起混乱。
安岗批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模糊了报纸的战斗方向，说报纸同读者是“五分钱”的关系，只是在商品基础上才能发生作用，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右派分子彭文应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发生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要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可赞可叹！彭文英同章、罗、储、陈作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人证，而被定为中央级的五名终身右派！
自从毛泽东把这种生动活泼的自由办报思想的鸣放，恶狠狠地定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温新政，中国的新闻自由被国际公认为最糟而跟北朝鲜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见，曾彦修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是落后的，而我们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苏联。“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对于随便砍掉专门刊物，他认为：“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的出过一些有份量的东西。”“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过去搞七，八年，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出版工作去搞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事情是人办的，对领导，对同志，对组织处于执政地位受到的腐蚀以及广大群众已经“怨声载道”，他认为“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因为他已得到某些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
人民日报，7月18日载，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会上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份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吗？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说：“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岗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第十一，发出“救救科学家“的呼吁
可以看出，阻碍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关键在于，政治上独裁压制民主，或专业上外行领导内行。特别是，表现在科教文艺方面。毛泽东这个灾星，在这里创造了两个重灾区，他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唯心论最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唯物论大史学家翦伯赞著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批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他还批判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孟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逻辑被戚本禹继承下来，给中国的赫鲁晓夫扣上“背判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理由是“《论修养》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的论据也是“只字不提”。这时候，大历史学家，言必称马列的翦伯赞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说杨家将杨敬业是一头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讽雷海宗“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的翦伯赞却一头碰死在“他心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丰碑上。他如此饱学，只是没有学到：“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章怡和的文章《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这样写道:“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戚本禹接见一个叫“反到底”的造反团时，装大蜡地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反到底’吗？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他这个史痞的下场，当然只是为此命题“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添一实例而已。这时候还不知此后瓮之将入的翦先生还在烧瓮，使劲地批判另一位右派历史学家:“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哪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哪里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赞的批判并不限于学术领域之内。“他诬蔑‘中国知识份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份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人民日报，10月4日）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猊。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却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人民日报5，16）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成立“临时研究组”，广泛征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内科学家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份较全面，系统的报告。内容包括五个方面。郭沫若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为题进行了批判，随后根据运动的深入发展又作过补充发言。
第一，“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一种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会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有些单位对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员调动，也张大其词，互相埋怨，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堵墙”。
第三，“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当重视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郭后来又补充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第四，“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的进行。我们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并建议有条件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领导。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在实际工作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
第五，“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说：“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认为，“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加以改变吗？”
这位郭大院长把这份“意见书”批得体无完肤，然后扣上了如题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他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以上“意见书”引文见光明日报6月9日；郭的“批判”见人民日报7，6和9，19）
跟常识水平的是非开玩笑，瞪着俩眼说瞎话。用共产党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郭沫若的马屁也拍得太过火，太伤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这当然不是专门针对着郭沫若一个人的胡说八道而发的，但却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奴才嘴脸。以他的接触和了解，绝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罗同盟’（明白的事实，是章罗连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没有）信以为真；无需他那样的通古博今，就该会认识到《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完全是个合理化建议。不管怎么说，他竟能颠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词，逐条把它们批得体无完肤，确实证明“四大不要脸之首”对于他是当之无愧。而“首上之首”毛泽东才是无耻之尤，制造“章罗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祸首。作出这样连自己也明知是纯属捏造，并且相信别人也同样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还要在两个“明知”的情况下，涎着脸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却是在四个“明知”的情况下，硬说:“公鸡会下蛋”。别说这两个人还号称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瘪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瘪三。
第十二，反对奴化教育，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现在再来看看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侯在干，李西山，陶大镛，陆近仁组成的工作组并由黄药眠执笔写成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份子的政策认识不足；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学校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专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个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人民日报7，30）
在教育问题上，右派的主要观点是，在领导体制上反对党委制，党员特权，力争“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在课程设置上，主张恢复社会学（如吴景超等被批为“实质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夺取思想阵地向马列主义进攻。”）。当然，同时也反对一切照搬苏联，对苏联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对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现在钱伟长所提出的培养目标上。他认为，高等工业学校把培养目标设定为工程师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30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17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20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20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20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光明日报1，7）
人民日报，7月4日载，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略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
对钱伟长的所有批判，几乎都是有意，无意地在说废话。比如，说他的主张是这个，是那个，一则有很多“不是”钱的主张，是硬加在他头上再予批判的；二则，“是”，为什么就不对？其实，他是在一党专制下，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主体性，特别是他在《中国青年》杂志（1956，15）上发表的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对党的奴化主义，倡导个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书。“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词包装起来的最腐朽的封建主义糟粕，不是也让壮年，老年，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奉若神明吗？___紫丹，下同）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是由他的主体性的性质，及其发挥的程度所决定，所表现的。主体性就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党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计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像’找‘对像’，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你钱伟长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共产党需要你，暂时还算尊重你，所以你还有人格尊严，还能说出有人格尊严的人才能说出的话。一年之后你给划了右派，再来尝“帮助”和“批评”的滋味，就知道远甚于“管教”了。）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说：“钱伟长在校内已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报7月21日）与你同为清华副校长的张维说，钱伟长等人炮制的“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没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期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之前还说：“依我看，钱伟长他们的意图就是：（1）丑化党，藉以收买人心，达到对科学的领导权，（2）煽动挑拨，（3）抓人事权，（4）反对科学院的领导。”（光明日报，7，6）你们“三钱”之一的钱学森说你已经堕落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吴晗说你是在政治上向党“敲诈勒索”！（人民日报7，6）梁思成称你“索兴撒赖”，“无赖到了极点！”（<争鸣>10月号）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师范学院去了，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中也有优良的部分，如学思并重，举一反三的启发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主体精神。。。。。。可惜，中共这时的教育继承了其中重教轻学，重知轻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贬损自由，压抑个性等糟粕部分，并使之与列宁的“从外面灌输”的教育思想相杂交。这便是钱伟长以现代教育的目光所审视的这个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师中重视政治，思想改造，轻视业务提高，即反右之后才叫出名堂的，所谓批白专道路，而在业务中，更是轻教研和科研。费孝通在《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中写道，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有的学校只是刮起一阵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当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发生冲突后，学校领导“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与科研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我想，强调知识份子搞科研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导致被划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把“三害”斥之为:《“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党外人士应有职有权，不要以秘书、助教干涉我”
党委制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神经系统（组织系统）如何搞须要研究。党对党外
人士既然政治上与业务上是信任的，就应有职有权，让年青党员领导党外人士是不
妥当的。我在很早就靠近党，我的觉悟与水平都不比新党员差，不要以秘书、助教
来干涉我，让预备党员来领导我就不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级知识
分子中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我校党群关系不好，高等学校党委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性没抓住，在
高级知识份子中属公安部门的问题不多，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过去
好像认为党外人士不可靠，这道墙防范得太厉害，斗争一个人容易，要挽回就难，
感情不容易恢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问我：“究竟师大党群关系怎
么样”？我说以我为例是很好，但这在学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对我校统战工作印
像不好，对我们的党群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负责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
我曾几次进言。如评薪工作，黄药眠、萧璋不了解情况，李筠虽好但不懂业务，党
委除了两个老头都是年青的，情况不了解，决定级别不准确，何副校长告我有四人
不满。实际不如此，我现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况，告诉何副校长能改就改，不能
改就应吸取经验教训。
“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
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听了非常高兴，
老虎一捉就捉对了，这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知识份子不会造反，学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问题是宣传、教育、统战部门
的工作，要团结、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
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兴。
“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个主义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笼罩一切，教条主义充满教研组，现在
有些教师谈虎色变，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
业，这样的压力怎能发挥他们作用。这一年来情况好些，但基本情况末改。如教育
系教条主义的统治从领导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说不见得是解除了一些），基
本未变。主人翁的感觉是从主人翁的地位而来，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
的，没有什么用处，虚伪的东西没有价值。
“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学校的三条老虎，首先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教研组中的统治最嚣张，据马
特反映：逻辑学宁可请人大年青人来给政治教育专业教课，而让马特去教外系本科
学生。官僚主义在高等学校为害最小，我与方铭说党委应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学习，
使三条老虎收敛一下。党团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突出，如政治经济学和哲
学教研组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从党员先检查，根据中央精神在群众面前检查自
己。后来党委布置学习八大文件时说要体会精神，不要联系实际，这说明党委不正
视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党委常对错误做解释，这样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学
校不爱讲话了，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党政负责人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校党委在贯彻与高校有关的政策不够及时，琐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时很细致，
这是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做事不敢负责这是不好的，党政负责人对自己要做
的事考虑要细致，与群众商量后再做，如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封建社会的正派人也有这种道德。党委一般同志对问题爱解释，如我向张斧提出百
家争鸣政策在我校的贯彻问题，张说：“我们没抵触。”但实际我校漠然无声，这
是否抵触？中央政策不执行就是抵触，不愿承认错误，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党
组织不贯彻政策应负什么责任？可能党委意见不一致，战斗性不够，疲踏。
“党委整风应行动起来，不要人家‘将军’、中央鞭策才搞”
整风道理已不用再说，应行动起来，做为党组织这样疲踏不应该，要人家“将
军”才搞，我向张刚说这样疲踏不行，学校有些同志诚诚恳恳为党工作，但有缺点：
１群众路线走的不够；２末变外行为内行；３政治敏感不够。
党中央非常有决心，通过整风运动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党委等中央鞭策
才动，应用种种办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打开道路，争取主动，体现中央政策，
听取群众意见，党委个别同志决心不大，老一套想过关。党委是否下最大决心贯彻
中央指示精神还值得注意。
“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义是存在的，如人员录用、留助教问题上，中文系去年留20几个助
教，只有一个非党团员，有的业务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业务很好的，没有反动
的，但因为这些不是党、团员，这些人很有意见，留下的助教也认为不公平，这是
完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做的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党的家务事，政治上没问题，
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气愤，团员也不平，党委应查清这
件事。
党委要下最大决心来改变作风，群众是我们的，如一意孤行则会脱离群众。（《师大教学》146期）
中小学的情况可以从《解放日报》（5月10日见报）邀请的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气氛。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这决不是个别现象，党员和积极分子就是专门吃这碗反的——紫丹）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反右之后，同事之间连这类的真话___共产党叫做是“落后话”或“反动话”，都别想听不到了。能听到的，连夫妻之间都清一色是共产党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学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让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
这些意见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问题。
5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沉泽宜和张元勋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他们的诗《是时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传颂开来：“青年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看一看天光，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只火炬，烧毁人间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烂，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为什么有无数墙壁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为什么。。。。。。为什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内就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提出了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反对必修政治课，取消党委负责制，彻底开放一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辟自由论坛，对肃反被斗错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后一点:肃反斗错的人，为例：西语系顾文选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55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搞肃反运动，他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他说：1949年他15岁，他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入了团。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连续斗他几天，他仍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欧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关了四个月。他认为逮捕他是违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说，监狱内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狱规很苛刻。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里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事实，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他在大鸣大放中申诉了肃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鬼话，结果，回答他的是，又划为右派，又一次打入监狱，屡经曲折，于文革中被枪毙。（70）在这一点上与笔者的经历有一部分类似。笔者在前面已点到在肃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说，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很阴险。”所以，我在劳改中要从垂死中挣扎过来，就是为了能到后来给控诉中共的罪恶多留下一个活口。这就成了我后半生的人生意义。我和别人所经历的事实表明，共产党为了证明他错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来捍卫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说:“不服教师挨死打”。当我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后，有一次领导跟我谈思想问题，说“别的右派得到改正后，都表示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为党工作几年。没有人像你一样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像是党欠你几百大钱！”我说：“邓小平，胡耀邦都说过，‘要讲两句话。’‘我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话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里去了？’”
“你这个人，右派本性未变。”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文彻赫恩的划右派及其整个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论点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后裔，上中学时就跟随共产党闹学潮。他是这样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觉得国民党腐败，人民起来反对它。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别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我最为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我想我为共产党坐过牢，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有功之臣，共产党一定不会亏待我的。”“我有几次去台湾的机会都自动放弃了，坚决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后来他又参加解放军，卖命为共产党打天下。）谁知，这竟成了我终身遗憾的大错。”（《苦难的历程》页29。下面的叙述，都是根据他的这本回忆录。我在这里附带向台湾的知识份子，特别是从大陆去的知识份子提出奉劝:要借鉴文彻赫恩的惨痛教训。我在前一篇即《教训篇》曾谈到“轻信”和“投机”。如果说他的教训是“轻信”的话，那么像现在一些媚共之流的作为，便是十足的“投机”了。至于后果么，请记取:“前面有车，后面有辙”。）文彻赫恩的遭遇是这样的:
首先，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无中生有地栽赃个小集团“105乐团”。
“某天中午吃饭时，广播开始，首先播放东方红歌曲，然后，广播人___我班同学曹宇文说:‘请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饭厅，听完广播再走。’接下来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级）文彻赫恩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伙在学校散布反动言论，煽风点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最后一句话:‘文彻赫恩是皇帝子孙，快快坦白！’……每个人都盯着我看。”（页37。）
“软硬兼施，逼、供、信、诱供，什么手法都用尽了”。斗他“小集团”，他始终没有承认，但后来划他右派时仍算一条；斗他的“反动言论”，后来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论:
第一个问题:攻击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问题。我的原话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趁机侵入东北，拉东北的机器、物质和粮食。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本来有九个高炉，被苏联拉走七个。苏联红军不但抢老百姓的财物和酒，并且强奸中国妇女。当时东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头，白天不能出门，怕碰上红军，甚至有的苏联红军女兵还强奸中国男子。”我承认讲过，但不是造谣诬蔑，是事实，不信可以问问东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团一次为我们作报告时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地点在北京朝阳大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的，说:“领导叫我们一面倒，倒向苏联，那为什么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拉我们工厂的机器和物质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苏联红军干的，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兵干的。机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机器有毛病坏了，是苏联老大哥拉回去帮我们修理的。”而事实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不这样回答，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边倒的问题。“我对苏联有看法，从历史上看，在沙皇时代，俄国人对东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不走。虽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至于苏联专家援华，我也有想法:“苏联专家在我院教学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没有去世的学生，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列普斯卡娅和古里涅夫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可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老师几十倍！我认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们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关于污蔑党团员和丑化党团干部问题……（页42。）
（被打成胡风分子或集团的人，很多给斗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文彻赫恩是单身一人，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于1957年春，总算平反了。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肃反中被诬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过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难于躲过十五。）
其次，共产党整风，号召对党提意见，“后来竟规定每人必须写20张大字报。我心里琢磨着:共产党觉悟了，改过了，讲民主自由了。他们过去一贯强奸民意，一言堂，独断独行，剥夺了群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个人权利。这回来争取群众意见，看来态度倒是虚心诚恳。许多同学都叫我提意见:‘你受过那么多委屈，也该出出气了。提！有毛主席撑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见早就提过了，而且都写在检查里了，我没有新的意见。’其实我刚被斗完没多久，才平稳下来，哪还敢再提意见？还是少说话为妙。随便他们怎么动员，我就是一言不发。大字报的纸都摆在我的书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写！
“不久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学大楼排练厅开反右动员大会，由党委书记苏坤作反右报告。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鸣放时提意见和写大字报的人。我心里想，当时你们去征求意见时，称赞这些人是好同志，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怎么今天一翻脸就什么都不认账了？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给这些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说他们有意向党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没想到最后还是把我点出来了:‘别看有的人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一张大字报也不写。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产党的。在肃反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揪出来了，……这种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分子！”（页54-55。）
最后，他劳改了，详情请看《苦难的历程》。这里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劳改期满后，结婚过日子，劳改队的管教员强奸了他妻子，“反而被他们诬陷说是夫妻俩合伙预谋拉干部下水。”为逼他承认，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劳动量，晚上还要开会斗争他，作“喷气式”，打得遍体鳞伤，打掉牙齿，打昏过去，“一共斗了我八个月，240天，一天没拉。他们像饿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脸打得变形，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页119。）
在北大学生的鸣放中，物理系的谭天荣是被毛泽东称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贴出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的统治下面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这篇署名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说三好学生是白痴。（人民日报6月28日，7月4日又载）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学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课”，“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等。还开了一些控诉会，有两个在肃反中被错斗的学生（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据费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上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人民日报7月4日）
王书瑶写的《从史达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实际上就是抨击“党天下”，他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达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史达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对这个问题，年轻的王书瑶比年迈的邓小平看得更正确更彻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产党不反右，你邓小平就可以避免两次被打倒，也不会饿死4000多万中国人，也不用经历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一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当年你口出烂言:“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你胜利了吗？毛胜利了吗？党胜利了吗？如今你又说“必要的”，还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20年！真是俗话不俗:“虎走千里总吃肉，狗走千里总吃屎。”）
杨路说，“对民主的看法——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
正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定稿中，把民主规定为手段的。虽然他原来是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云覆雨，乃是毛泽东的家常便饭。
王存心说::在我们国家里选举流于形式，人格没有保障。“三害”到处都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略谈“五．一九”）
王国乡的一份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把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说得简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后邓小平才也这样说，可当年他却是把如下言论都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言论的:“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
学生鸣放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定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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