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51)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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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上)  甄别梦

                  一

1962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 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家 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 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 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 看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员我写 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 道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 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 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为对这 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 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 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像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钜细,均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老老实实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就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我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与机械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退与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
    
“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得更多更难听。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儿童们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哀怨。还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戴小金表,问你搞不搞,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腐败搞特殊化的愤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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