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钟涛纽约报道）著名的经济学专家何清涟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表示，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极少数人占有，而90％的人仍然处于社会底层社会，改革还导致了对资源的穷竭，和对环境的破坏等严重问题；为了更大限度地敛取财富，中共政府的国家能力呈畸形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下场参赛。
以下是何清涟的发言整理：（接上篇）
第二部分：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分知识精英。
中央坐享其成 地方拚命掠夺
我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
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 为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GDP越增 职工工资总收入占GDP越降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中国法官是高犯罪群体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 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 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
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共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 法。那么中共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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