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随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临近，中国一段时期以来所酝酿的大部制改革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评论界人士表示，大部制改革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进行。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个观点对于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三十年来发生巨变的背景下，对于上层所酝酿的大部制改革，民间普遍认为有其必要，因为人们对于“政出多门”、“政令不出中南海”一类的负面议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对于改革的成功概率，不少人仍持观望态度。
多维集团董事长、政论家何频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不同范围的行政体制的调整，这些调整常因带来新的不适应而造成反弹或反复；这次改革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引进了“大部制、小政府”的概念，而 “小政府”、小权力是这一改革的核心或灵魂—
何频：“大部制的核心就是：不是简单地把这些部门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大的部。大的部表面上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好像把部门合并在一起，实际上它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行政价值：那就是小权利。美国的部相对比较少，它少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部管的范围很广，更重要的不是它管的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它的权力比较小。所以，一般来讲，大部委是合小政府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一个小政府，这个大部委就没有意义。”
何频说，“大部制、小政府”的概念与政府必须通过加强控制来维持政权的现实是一对矛盾—
何频：“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政府也好，他们对社会控制的程度越高，那么他自己政权的保险系数就会增强。因为他可以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来掌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如果政府的权威缩小的话，就意味着它在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下降。所以，这里面进入到一个深层次，就会涉及到不单单是行政体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当然我们很清楚，今天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准备得很不充分的。基于这种情况，中国的所谓的大部制并改仍然走不出原有的框架。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没有跟整体的政治并改结合在一起，只是单纯地想到中国的政府部门多了，那么应该更少一点干预经济的发展，让社会有更多的民间的空间。这种想像和它整体思想是不接的。”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无论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也好，还是一个大学也好，通常总说党委领导、部长或校长负责，但是谁都难以说清楚“领导”和“负责”的区别在哪里——而这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
孙文广：“我估计可能这一次在人大上，有的部的非党的部长数目可能多一点。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当了部长并不主权，主权的是部里的党委书记。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吗？这个弄得反而是一些纠葛，部长说了算，还是部里的党委书记说了算？赵紫阳的时候，大家都怀念赵紫阳了。赵紫阳当时做的是不错的，他要提倡把部里面的党委撤掉，那么大学他要试行校长负责制，这个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不愿意回去啊。你真改的话，你就回去就是了，那不正好嘛。”
孙教授说，部制改革是有意义的，但是改革将遭遇阻力—
孙文广：“把一些部合并，精简一些机构，让衙门少一点，省得政出多门，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这个改我估计会碰到阻力，会在哪里呢？就是他把一些部门合并，合并了官职少了一些。你把两个部合一个部，那要去掉一个部长啊。这个阻力就来了，有的人不愿意下啊。”
多维集团董事长何频表示，改革的阻力来自官僚体制自身。他表示，他对即将召开的人大所出台的部制改革方案不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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