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6日讯】当下，问责制作为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重要的内容，屡屡见诸于报端。作为一种行政制度，其实问责制并不新鲜。《史记‧夏本纪》记载，尧帝时代，洪水滔天，大禹的父亲鲧被众长老举荐为治水的负责人，治了九年而未奏效。尧禅让后，舜摄政，行巡天下，认为鲧治水无方，将其诛杀在羽山。
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行政问责最早的记载，笔者以为此说并非是种“古已有之”的附会。一个政权建立后，必定会有一套权力运行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否则这个政权是脆弱的，哪怕是在刚刚告别部落联盟而有国家雏形的上古时代。
既然行政问责古已有之，今天再提行政问责，转变政府职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最大的意义是全社会应当认识到，一个民主社会的法治政府，其问责制和传统的问责制在由谁来问责、如何问责方面有根本的区别。
中国在秦以前，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制度，是由上到下一级级进行行政问责的。天子分封诸侯，他便有权向诸侯行政问责；诸侯分封大夫，他便有权向大夫问责。秦以后，建立了以郡县制为骨架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问责也是从上往下的，所有的官员理论上只向一个人负责：皇帝。谁可向皇帝问责呢？那就只有上天了，上天示警，皇帝才可能诚惶诚恐下一道罪己诏。
这种问责制的弊端，稍有历史常识和政治常识的人都有所了解。因为权力的来源是皇帝，是朝廷，那么官员只对皇帝负责，他们治民即使是行仁政，给庶民带来福祉，根本目的是为了皇家的国祚更长一些。皇帝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他通过各级官僚治理天下，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信息，即使他本人的执政才能十分出众，也很难全面准确地掌握信息。在信息不健全制度不民主的情况下，其行政问责往往会导致不公平，而不公平的问责制则会影响到整个政权稳定的运行。在明崇祯朝当过刑、工、吏三部给事中李清在《三垣笔记》中总结了崇祯帝对官员问责的失败，该书记载，明末外有后金进犯，内有饥民造反，皇帝看重“边才”──既能守土一方的官员。朝廷里许多青年官员自告奋勇去边疆担当重任，升官很快，但多数不得善终，被皇帝以失地丧师等等罪名下狱或处死。而那些不去冒险的官员，呆在朝廷最终也平平安安地熬到侍郎、尚书级别。可见，这样取决于少数人甚至某一个人的问责，没有制度保障其公平公正，一切靠运气，那么越想有一番作为的官员越可能出现过错，而被问责，而凡事保守的太平官最保险。这样的问责制下的政治生态，可想而知。尧舜禹时代，由于史料阙如，我们不知道舜诛鲧是否公平，但由一个新的执政者处理前任执政者重用的官员，其公平性很难让人信服。屈原就在《天问》提出疑问：“不任汩鸿，师何以尚？……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意思是说，如果鲧不能胜任治水的大事，众人为什么要推举他？他也想顺应众愿平息洪水，舜帝为什么要杀掉他？
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政府，官员应向人民负责，由人民主导行政问责。这种问责制在实践中如何真正体现民意，必须有制度的保障。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笔者以为可以进一步强化人大在行政问责中的作用。一位行政官员施政中出现重大过错时，任何公民可向人大常委会提请进行行政问责，由人大常委会启动问责。该官员可以在广大选民以及媒体的监督下，向人大常委会进行申辩，最终由常委会根据证据及当事者的申辩决定处理意见。如果问责还仅仅是由级别更高的官员主导，官员有过错由上一级政府来处理，那么很可能会陷入皇权时代就存在的“问责不民主，结果不公平”的循环。
──转自《十年砍柴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