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顾佳韵综合编译报导) 美国私营情报预测机构“战略预测”（Stratfor）以政治军事消息见长，它提供全球性的政经分析及预测。近日该网站的智库撰文分析中共当局为主办奥运做出的种种奇怪举动及其原因。
“战略预测”文章说，一些特别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以保障奥运安全为名放缓批准新签证和需要延续的签证，但是这个表面上看单一为了奥运的举动，其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从某种程度上讲，北京确保奥运安全的计划似乎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没有人来，也就没有麻烦。但是尽管中共官员一再保证限制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员工进出中国只是短期行为，但是此举似乎对中国举办奥运以赢得政治、经济利益都几乎没有意义。
德克萨斯大学校报（The Daily Texan）在一篇有关中国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事实上在8月外国人到来之前，北京当局在整个中国已发起了“清理”运动，从而造成了西藏的抗暴。这些“清理”运动同时还包括大举征迁民居建立奥运场馆、戏剧化的限产、减少车辆在北京街头行驶、和突然在这个依赖产生污染的机器（即加工业）以生存的国家实施严格的污染控制，而在此之前却处于行之任之的政府不作为状态。
“战略预测”文章说，这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有什么事已经不对劲了。
限制签证的政策使在中国的外国企业感到担心。一些外国观察家只是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北京当局偏执狂般地害怕出现抗议和恐怖袭击，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讲，情况并非仅仅如此，还有更深层的意味在里面。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奥运原本是向世界突出中国的开放程度而不是将那些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部分的人士拒之门外。此外在上海这个并非奥运主赛场但却是中国对外经济枢纽的大都市采取限制措施以确保奥运安全简直没有意义。（这如同亚特兰大奥运会时拒绝签发去纽约的签证以确保奥运一样荒唐）
拒发商业签证以防止恐怖份子进入的说法同样不堪一击。很难想像维族好战份子会代表跨国公司持商业签证旅行，而且限制商业签证不仅使外国公司对中国政策及与中国政府保持商业关系表示怀疑，也让整个国际间的物流不畅。三个月得不到签证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中国一个季度无法正常经营。
仅仅为了一个国际运动会就在一个季度内打断全球经济的一部分简直没有道理。1936年的柏林奥运没有，1980年的俄国奥运也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奥运主办国这么做过。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防止恐怖活动让国际往来停止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特别是中国如此依赖外资，更不应该这样做。
中国70年代的经济改革开放基于两点。一是尽量的吸引外资，二是确保发展。而这一策略成功的关键是为那些提供资金、技术并督促其所在国与中国政府保持稳定关系的外国企业一个开放的环境，以减少国际和经济摩擦，提高供应链的效率。20年来中国的战略决策就是鼓励投资、鼓励外资和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这一战略得以实施的两个基础是资金和人员能够自由的进出。
但最近两个基础的后一个出现了很大问题。几个月来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国毅然冻结了大部分经济改革计划并发布大量的新安全措施，这些措施甚至比“911”事件发生后举办奥运的希腊的安全措施更为严苛。中国开始限制签证的签发，打击的目标不只是那些潜在的“找麻烦”的正义宣扬者，还包括从被邀请观摩奥运客人到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公司的雇员在内的所有外国人。
古怪政策时期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北京当局不断颁发和实施一些相互矛盾的安全和经济政策。而现在北京古怪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有人归结为奥运综合症，事实上那是不同寻常的。中国的举动不是一个国家想把它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也不是简单地担心潜在的恐怖份子或公共关系会危及奥运。在下面的两个月，当奥运和残疾人运动会过去之后，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北京的古怪行为不是因为奥运综合症，而是因为中共当局面对着更严重的危机，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在指向这一点。
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基础是要发展，这也是许多亚洲经济的模式，为了发展而发展。这种模式在90年代初期导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后来波及亚洲四小龙。中国目前处在发展和投资曲线的末梢上，也在尽力避免出现亚洲以前出现的经济危机。
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克服了天安门屠杀的危机，进入国际经济社会，成为美国经济优势的一个挑战者。如果不是“911”，美国不会坐视中国的所谓“崛起”。如果不是美国忙于应付阿富汗和伊拉克而使北京从国际压力下脱身出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可能是不同的。
由于美国无暇分身，其它力量又不足于与中国抗衡，使中国能够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但北京也完全意识到如果它继续推行现在的经济政策，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像日本、南韩和其它亚洲国家那样的经济危机。它也意识到国内日益增长的挑战，即：从无处不在的腐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不断加剧的社会动荡局面到大面积的人口断层，会立即带来诸多问题。
从毛到胡时代的经济情况
毛泽东将中国建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每个省份、每个城市、每个工厂都自成体系，使这个国家几乎可以抵抗任何军事攻击。邓小平在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吸取外资并没有去掉毛政策下的冗余。他和他的继任者鼓励地方吸引外资和技术以更快地提高中国的经济水平。当江泽民上台时，他意识到以发展地方经济为驱动力的政策可能使中国走上地方分权的老路，最终与中央集权竞争，于是江开始对抗这种趋势，中央集权又回来了，当局又开始强调中央对军队的控制。
胡锦涛又推出了和谐社会，实际上是进行财富和经济势力重新分配，重新取得中央经济的控制权，裁减冗余，提高经济效率。在没什么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胡开始实施很明显会影响短期稳定但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发展的政策被可持续发展代替。
不过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在中国这一政策遇到了强烈的抵抗，但是后退意味着等待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是想用短期的不安定换取长治久安。
但是胡没有预料到的是，国际商品尤其是食品和原油会大幅度涨价、国际社会在奥运前不断批评中国人权状况、自然灾害导致物流不畅、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腐败使社会动荡加剧、西藏的反抗等，所有这一切使中央政府已经实施的冒险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突然间变得更具毁灭性而不是建设性。
全球经济放缓也是中国害怕的外部压力，因为这会导致资金流入受损，流出无法控制。同时国内的紧张局势也拖慢了胡希望重塑中国经济的步伐，而这种延缓又加剧了中共当局的统治危机。
政权危机
中国快速变化的安全、经济政策、不断加剧的社会动荡、以及上述似乎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签证政策显示北京当局正在经历政权危机。
而一些反向的政策也在与中央政府尽力保持权威、维持社会稳定和推迟经济危机的政策相抗衡。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机关也在稳步地抵制来自北京高层的命令。限制国外商人对发展对外贸易几乎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打断地方政府的脊梁骨（与国外的关系是地方政府力量的源泉），从这一角度看，限制性政策就变的有点意义了。
如果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不惜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于危险境地也要治住不听话的地方政府，那么中国的领导人会看到一个主要的危机已在形成之中。撤换几个地方领导人是一回事，但为控制地方不惜动摇中国经济的基础又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将中国自1949年的历史作为参照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共的核心领导人物历来是会牺牲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来保障他们权力的。
如果你回头看一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或是天安门大屠杀就会证实上述看法。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保有中共的统治对政府才是至关重要的。
以前，在每次大的变革和危机中，中共最终生存下来了。文革后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国民生产总值在不断上升。当然有领导层的替换，中共执行内外政策时也有所改变，但是与其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分崩离析中坐以待毙，不如在经济危机形成的过程中有点作为以在未来政治结构中保有地位。在中共的历史上通过自己制造的危机或革命化解内外危机的例子屡见不鲜。
或许北京目前正在进行的政策会在九月后消失，一切又会重归“正常”。但是中国已经不重视其以前大肆宣传的奥运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目前在警告经济形式在未来将会不稳，至少他们内部已经开始讨论中国的部分地区将面临类似日本和南韩的经济危机。
内部危机与经济角色
最近环球时报—一份中共领导人经常阅读的报纸—发表文章，讨论经济为什么不是衡量力量的最佳尺度。具体是指中国在1800年时—中国最弱的时期—相对的国民生产总值及中国军队的规模在国际上的排名甚至好过现在。这也显示出北京内部正在争论真正的民族力量和经济角色在哪里。
无数政策如警察灭火般地出现，包括阻止或至少妨碍外国企业进出中国的流动和紧控外国资本的进出。这些政策只是为随应经济、环境、公共关系和社会层面爆发的问题而产生。大陆现行的能源政策没什么道理可言，供需不平衡日益增加，相互矛盾的政策在继续执行。社会的动荡，至少是地方媒体所报导的动荡也在加剧。这些都显示弱化了的中央政权对中国各地事务的控制。地方官员依然不服从中央政府。大型国企，如中石化、发展银行等还是不听中央的命令，以至国务院不得不与大型国企逐一谈话去推行其经济政策。
中国即将发生异乎寻常的事情。很多人不愿看到那样的情形，所以寻求用奥运来简单解释上述的一切。不过简单的解释毕竟很难让人信服，有许多方面仍使人莫名其妙。
事实上，北京奥运签证政策背后隐藏着政权危机的秘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