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9日讯】近日发生了多宗港人赴澳门被拒绝入境的事件，这是过去所罕见的。这些港人，绝大多数是香港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也有一名《南华早报》记者和两名香港大学学者曾被拒。更奇怪的是，一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经深圳返国内，回程经珠海，想顺道游览澳门，却被拒绝入境，只得折返，再经深圳返港。为什么可以进入大陆，却不能进入澳门呢？真叫人莫名其妙。
香港舆论为此而哗然，立法会议员更向特区政府当局质询。特首曾荫权回应说：这是澳门特区的内政。政务司唐英年则说：香港和澳门是兄弟。唐英年的话叫人联想到，这事件是港澳两特区政府的默契。更有人就此质询，香港特区政府是否向澳门特区政府提供了一份港人的黑名单，被拒者都是榜上有名的。香港特区政府对此项质询，却无回应。
到底这些港人，为什么被拒进入澳门？
拒绝入境或是北京指示
澳门是一个以赌业为主的旅游城市，旅游事业是其经济命脉，上述事件的发生，必定会有负面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为什么竟出此下策呢？有人认为这是遵从北京的指示。
自从上世纪的一九六六年“一二三”事件后，那时候葡萄牙人还统治着澳门，但澳门已成为半个“解放区”，左派势力压倒一切，控制了各方面的大权。葡萄牙统治者对北京逆来顺受，贴贴伏伏，甚至想把澳门归还中国。但北京不接受，让其挂名而苟延残喘。直至一九九九年，香港回归了，北京在历史的压力下，不能不收回澳门。
从这个角度来看，澳门拒绝这些港人入境，不可能不在事前得到北京的同意，甚而是执行北京的指示去做的。这个问题值得分析深思，对香港的形势发展，也会有启示的。
我们从多方面去分析思考这个问题。
香港和澳门两特区的分别
有人说，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九十周年，中共建国的六十周年，西藏镇压的五十周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三十周年，“六四”事件的二十周年，镇压法轮功的十周年。这是一个极度政治敏感的年份，北京已展开了严密的防范，加强整个大陆各地的监控，以免发生动乱。香港和澳门虽然是特区，但接近大陆，讯息会很快便传入大陆，所以也要加强防范，避免发生事件。泛民主派人士到澳门去，是支持澳门的民主运动的，被认为是“搞事”，所以被拒绝入境。泛民主派人士早已有一大批被拒绝进入大陆的，还持有回乡证而仍准许返国的，是一些并非激烈的“搞手”，而且大陆的打压严厉，料他们也不会回去串联闹事，所以网开一面。
在这敏感年，香港特区表面上仍一切如常，请愿、游行、集会、抗争几乎无日无之，毫无加强防范，加以阻遏打压的迹象。特首曾荫权甚至宣布在他的任期内，即二○一二年七月之前，不会推行为《二十三条》立法。为什么与澳门有这样的差异呢？
首先，香港已有一定的公民力量，泛民主派在本港和国际都有一定的声誉，加以打压，适得其反，反而会促进其力量的增长。
其次，香港是比澳门更国际化的城市，全球对其“一国两制”的实施，比澳门敏感和关注密切得多。北京和香港当局，都不能不顾忌。
最后，香港的司法，在独立、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度各方面，都远胜澳门，事事都会受到司法复核的挑战。所以，一些有知名度的逃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只要同意在港期间不参加公开活动和发表言论，也被准进入香港。
今年是澳门特区政治敏感年
有人说，今年也是澳门的政治敏感年，第一件敏感事件，就是《二十三条》立法。泛民主派人士前往澳门，就是声援反对这项立法的。
现在，澳门已通过这项立法，过程顺利，虽然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反对声音，但完全不成气候。立法完成后，反而有市民拉起横额，手持标语，集会祝庆立法的成功。与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市民的反对大游行，简直有天渊之别。即使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能够进入澳门去声援，也成不了气候，只会因有港人的声援，引起国际的多些关注。即使如此，北京和澳门当局也毫不放松。
澳门当前的第二件政治敏感事件，就是高官欧某的贪污事件，仍然在审讯而未曾终结。欧某在聆讯中，供出某些款项巨大的工程，批准权并非在他手上，而是他的上司的权力。他的上司是谁，呼之欲出，几乎人所共知，只是没有指名道姓点出来而已。这个顶级人马，是北京钦点的，点了出来，北京也受到打击。澳门已经没有言论自由，只能窃窃私语。但香港的泛民主派不会顾忌，到了澳门会就此事发表意见，再透过香港的传媒散播开去，北京和澳门当局，对此不能不防范。
澳门当前的第三件政治敏感事件，就是现任特首何厚铧，将于今年年底任满，不能再连任，澳门要选举第三届的特首。被估计为特首的候选人有几个，但无一是在声望上占压倒优势的，看来必有激烈竞争。那竞争不是公开的，而是争取北京的钦点。北京和澳门当局都顾虑港人来澳门，了解得情况，加以揭露，抨击“一国两制”的变质。
“一二-三”事件打垮葡澳
香港和澳门，同是实行所谓“一国两制”的特区，两者的《基本法》也大同小异。到目前，香港已回归近十二年，澳门也近十年了。从上述可以看见，两地的政治局势和气氛大有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将来的香港，会不会也变得像澳门一样？
首先，在回归之前，两地的宗主国－－英国和葡萄牙，有很大的不同，一强一弱。虽然英国已比在第二次大战前削弱了许多，但还是百足之虫，经济、政治、军事都不弱，国际地位在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葡萄牙却一蹶不振了，在各方面都比英国逊色得多，已沦为第三、四等国家。但关键问题，还在于澳门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和香港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动”。
一九六六年冬，澳门的中共地下党，藉小小事件，在十二月三日发动大规模的罢工、罢市和罢课，澳门葡萄牙政府完全失去控制，举手投降。宗主国向北京提出要把澳门归还中国，但北京拒绝收回。
“一二-三”事件后，香港左派曾派代表团去澳门，所谓“吸取经验”，其意实在是，在香港也搞这一套，要把港英斗垮斗臭，也举手投降，让其完全控制香港。
“六七暴动”及其后的港英
一九六七年夏，香港的中共地下党，藉新蒲岗一件劳资纠纷，掀起轩然大波，发动罢工、罢市、罢课，甚至进行武斗，在闹市放置土制炸弹。但结果，既被市民唾弃，也被港英大力镇压，一败涂地。
英国是老殖民地统治者，政治经验丰富得多，看见北京拒绝拱手奉还的澳门，知道北京意不在收回，仍然要“长期打算，充份利用”香港，旨在斗垮斗臭，夺取控制权。于是，一方面发动舆论围攻，另一方面采取武力镇压，搜捕、判刑、监禁滋事头头。经此一役，香港左派失去人心，完全被孤立，自此龟缩隐蔽了一个长时期。
港英乘胜追击，设立各种福利如大规模兴建公屋，推行免费教育，鼓励成立独立工会，等等，把左派失去的民心，大大地接纳过来。港英同时还大大放宽对社会运动的限禁，甚至有意无意地采取扶植的政策。所以，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出现了在左右两派以外的独立工会运动，最著名的就是教师罢课和教协会的成立。此外，如保钓、盲人事件、艇户事件、反贪污捉葛柏等等社会抗争，也此伏彼起，聚结了公民力量。
踏入八十年代，九七问题显露，中英进行谈判，港人提出了“民主回归”的口号，成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滥觞。港英也在此时设立区议会，举行选举区议员，把民主选举初步带入香港。香港的公民力量也成为民主力量，成为了回归后倒退的阻力。
澳门却没有这样的经历，积累不起公民力量和民主力量，所以倒退是必然的。
对被拒入境不能等闲视之
香港并不是已经安枕无忧的。“先取易，后取难”，这是中共一贯的策略。取了易，把难取的孤立，然后再去取。澳门是易取的，所以先取；香港是难取的，所以后取。
这次，港人被拒进入澳门，固然是为了隔绝香港对澳门的影响，也为了“杀鸡儆猴”，让港人看见澳门收紧了，你们也快要去习惯。
中共本来计划在回归十年后，便要收紧香港，所以先在二○○三年推行《二十三条》立法。但该年五十万港人的大游行，声势浩大，波澜壮阔，震撼了北京。随后，推行立法的叶刘淑仪和特首董建华，都先后下台。北京不能不审时度势，把收紧的计划延后。只是延后，并不是放弃。
香港的收紧计划延后，澳门却要加快。因为在澳门越来越收紧，一方面使香港孤立，另一方面作为先例，到香港也收紧时，可以说同是“一国两制”的澳门，不是这样做了吗？港人和国际社会都会因此麻木的。
所以，对澳门拒绝港人入境，决不可等闲视之，要看作一个警号。
“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更重要的是，港人要坚持抗争，不断继续发展和壮大公民力量，争取民主，关注民生，最广泛地把港人团结起来。
－－原载：《动向》，2009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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