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9日讯】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 文 ◎ 袁红冰
对于一个人，心灵之灯熄灭了，生命就陷于百年不散的黑暗；对于一个历史命运，文化传统一旦灭绝，她就进入黑暗时期。被称作“中国”的历史命运，现在正处于黑暗时期。
近代，西方文化脚踏科学理性创造的巨大物质能量，登上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东方。作为一种古老文化命运的中国，面临从未有过的关乎生死存亡的严酷挑战。
中国面临的近代史上的挑战与以往完全不同。对中国造成威胁的，不仅是来自西方的巨大物质的能量，而且是来自西方的具有几乎同样悠久历史的文化存在。以深远的历史背景为依托的西方文化命运，一旦得到强大物质能量的充实，她所要征服的终极目标就不只限于土地——她最终要征服的是心灵。中国命运面临的威胁，是中国心灵的灭绝，是中国文化的消亡；心灵的灭绝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万年历史之魂的湮灭。
二十世纪中叶，共产党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建立起体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暴政体系。以此为起点，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国人丧失文化的祖国和精神的家园，走上精神和文化亡国奴的命运之路。
中共暴政的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人必须以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接受共产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这意味着，暴政强权要用铁血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证明暴政强权的合理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实际成为中国的国教，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合一的极权专制又在中国重现；这意味着，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通过马克思主义借尸还魂，并获得主宰中国命运的暴力形式；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暴君和心灵的控制者。
从建政之日起，中共暴政就从没有停止利用各种形式的精神整肃和政治迫害，来审判思想，摧残自由的人格。几乎每一次精神整肃和政治迫害的铁血锋芒，最终都指向中国文化精神。
只有摧毁中国文化精神，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绝对精神专制。在谋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暴政不仅将国家暴力的屠刀运用到极致，而且还锻造出两柄精神之刀，即被暴政严格控制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体宣传体系。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为魂的中共暴政，利用国民教育和媒体宣传体系这两柄无形的刀，剜出中国人的高贵的中国文化之心，并给中国人换上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腐烂的兽心。
中国文化精神死于心灵自由被剥夺。中共暴政实施的绝对思想控制，是埋葬中国文化精神的铁棺；西方极权文化意识，则是刻在铁棺上的死咒。只有击碎铁棺和死咒，中国文化精神才可能走出死境绝地。
（摘录自“自由圣火”网站文章〈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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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谈 精神激荡
文 ◎ 陈柏年
由“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等单位主办的“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在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召开。（摄影／林仕杰）
三月底“第二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重建中国自由文化精神国际研讨会”在台北举行，与会者围绕着“以自由的名义，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题探讨中国的自由，并认为唯有推翻中共，中国人民才有未来。
三月底，仍然是料峭春寒、雨雾阴沉的时节。重建中国自由文化精神研讨会、暨第二届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的举办，却带着盛夏火般的炽烈，对于自由中国的信念，再度莅临台湾。
就在台湾为了安利采购团大规模来台、两岸宗教自由交流而各家媒体大肆报导的时候，这些对自由怀有坚定信念的学者与作家，却遭到中共当局严峻的阻碍：原已获得中华民国政府核发签证的十五位作家，一一遭受中共秘密警察约谈及威胁，导致最后无法成行。
这样的事实揭露，令人不禁感到一丝寒意。
自由 中国人命运的枷锁？
此次的研讨会主题是“以自由的名义，重建中国文化精神”。这个议题有着令人振奋的浴火重生之感，如同仰望伟大中国文化如同朝日初升的希望一般美好，然而在今日中国，讨论这个议题却被戴上诅咒的枷锁，注定不幸的命运般沉重不已。
在中共治下，中国的良心犯与维权人士，至今还在领受专制铁拳的压迫，还要为民主与自由抛洒热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罗曼罗兰夫人沉痛的感叹，尚可用在这片无数古圣先贤曾经留驻、祈福至祷的土地上。
正如无法来台的作家老骥，在〈论中共党文化与民主理念的相斥性〉中的自述：“不少生者，最后也成了扑火的灯蛾，包括最小的我——最后的一代童子军和最早的一代红领巾——爬在古墓的通风口子上，我除了诅咒还是诅咒：你这骗人的自由！”
中国现代诗的精神性
围绕着“以自由的名义，重建中国文化精神”这个主题，此次研讨会共有六项专题讨论和对谈：一、中国新诗美学形式；二、对谈：中国文化命运——一个哲学的话题；三、中共阴影下西藏文化的命运；四、台湾多元文化与中国文化自由前景；五、以自由之名——中国文化精神重建；六、宪政法治与中国文化精神。可以看出本会意图从精神领域的哲学与美学，探讨到具体的西藏问题、两岸现况、与落实多元自由民主之宪政的可能，范围极广。
首场主题“中国现代诗的精神性与形式美学”，由中国大陆诗人孟浪主持，中国流亡诗人贝岭、杨炼，以及旅法中国诗人徐虹、台湾诗人管管及学者江文瑜，共同参与座谈与对话。
自五四运动开始，白话文在过去的九十年，与五千年漫长的文学文字系统，发生了中断。因此，延续其中的精神必须得到重建。从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至今，经历了三十多年，演变成现代中国大陆网络式的地下文学，都是一种精神的自由运动，不断反思的成果。贝岭指出诗歌具有警示与见证的作用，他说：“诗，不仅仅是‘复杂经验的聚合’，它还是一种警示，是我们所处时代的见证。”
台湾多元文化成与中国借镜
台湾由威权政治转变到人权体制过程相当的艰辛，但毕竟将台湾带向多元文化主义，其中历程多彩多姿。第四场“台湾多元文化与中国文化自由前景”，由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长邱荣举主持，座谈会中三位与谈者提供了自身的经历与所长，精辟剖析引领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再创自由文化高峰的机会；而这也将会是中国文化走向自由与民主的最佳借镜。与会者无不同意中国文化的整合，更须建构在自由、平等、人权的基础上。
中国民主文化运动亟需中国散在各地的维权人士与民主运动者连结，彼此间要求同存异，中国才有文化自由的前景。邱荣举是闽南人也是客家人，在国民党时代推行所谓国语教育下，差点忘了母语，而母语的优点除具有各自文化的特性，也具有凝聚的力量。台湾文化由威权转到民主的过程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也是孙中山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实践过程值得华人社会推动民主运动者参考。
孔子祭典在台湾。（AFP）
铲除中共才能获得平静
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席委员袁红冰，在第三场“中共阴影下西藏文化的命运”中表示：“我来台湾以后，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分不清中共暴政和中国以及汉人的关系，西藏问题是中共暴政要用国家恐怖暴力对西藏进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不是要杀光藏人，是要把他们换成一颗马克思主义的心，藏传文化还存在，而汉文化在中国已经被灭绝了，中国在文化上已经亡国了，在自己土地上，不能自由的言论、信仰，中共暴政不是中华的儿女，是马列的子孙。”
来自美国的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说：“今天应该从如何改变现状这一个角度讲，其源头就是要铲除共产制度，才能恢复所有人民的自由，否则喊一百年也没用，我们成立了中国过渡政府，目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共，才能解体所有老百姓的苦难，包括法轮功、地下教会、天主教徒，都能获得宗教信仰自由的心宁平静及安宁。”
中国文化精神重建
据说上帝造世界，由于慎重其事，曾经实验数次，最后得以完美创世，形成我们如今眼中的世界。伟大中国的再起，会不会也需要一个借鉴的实验，才在百般苦难中，留下承传真正中华文化的台湾，在惊涛巨浪中，有一扁舟可依？
中国雄霸东亚，是亚洲第一个民主革命先声的国家，为何至今仍脱离不了独裁的专政？而又是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重重打压下，即使眼见屠杀、流亡海外，在血海狂澜中，也要宣扬真正的国家与生命存在的合理状态？在台湾自由人士与中国自由人士的对话里，我们可以发现最为真实的对话。我们期许有更多人来关切这样的对话，也期许他们以坚定信念拥戴真理，却不断被暴政阻挠与禁止的对话内容，终将如汤沃雪、星火燎原一般，扩散到华人的世界，让真正的中华文化自由精神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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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文化的先行者
文 ◎ 航志
二零零八《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后，颁奖人与受奖人合影。 （摄影／曾怀慧）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宗旨为在中国创造出一片自由创作的天地，但现实的发展仍不如人意，受邀的十五位中国人士接受到中共百般阻扰，只有一人成功来台与会。本文摘录五位自由文化奖得奖人的书面致答辞。
三月二十七至三十一日，“第二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重建中国自由文化精神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举行，由“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国立台湾大学及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台湾民主基金会、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价值目标为“创建自由而美丽的文化精神、重建高贵而独立的知识份子人格、重建与自由人性一致的道德价值、重建亚洲大陆东部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心灵的家园”，具体内容是“支援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以及音乐、美术等一切文化艺术领域内的自由思想、自由创作和自由表达。”
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邱荣举在开幕致词时表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要谈“重建中国自由文化精神”，实在令人感慨。而更令人感慨的是，主办单位邀请中国大陆十五位人士与会，每一位都受到秘密警察的约谈，并且明白被告知“即使上了飞机，也要把你拉下来。”
结果，只有一名大陆人士顺利来台。而十位自由文化获奖人中，只有台湾哲人史作柽亲自出席领奖。这样的结果，更加突显了自由文化运动与重建中国自由文化精神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以下摘录五位自由文化奖得奖人的书面致答辞。
诗奖得主郭路生
诗奖得主郭路生的妻子翟寒乐，在书面获奖感言中说：“郭路生是一个爱自然，爱自由，更爱诗歌的人，是视诗歌为自己生命的人。他以善良的心对待每一个人。多舛的命运逼迫他不得不一次次提笔抒写心中的伤痛，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近长达三十年被人们称作疯子的时间里，特别是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长达十二年失去人身自由的疯人院的生活中，是诗歌和被诗歌培育的那颗心拯救了他，使他没有完全疯掉。”
郭路生。（网路图片）
人权奖得主张林
此次人权奖颁给仍在囚禁中的大学生张林，他的妻子方草在书面答谢辞中写道：“《悲怆的灵魂》字里行间浸透着张林先生的心血，全书真实地记录了张林先生从事民主事业的悲怆历程。一个孤独而高贵的灵魂在黑暗中为寻找光明而苦苦挣扎，一个翩翩少年一边学习、一边探讨人生哲理，常被人们误解为不务正业；一个清华学子毅然放弃核子物理专业，而专心致志研究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理念；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顶着各方压力，抛弃公职，四处漂流，登西藏、闯缅甸、跨海峡、渡香港，结识天下志士、英豪；为探索中国民主之路，张林先生历经沧桑磨难，尝尽人间痛楚，遭到独裁统治者严酷迫害。而善良的人们却对张林先生无比关爱，并把崇高的荣誉授予张林先生，这是对张林先生的肯定与鼓励，也必将激励更多的人勇敢地加入自由、人权、民主、伟大的事业。”
人权奖获奖张林与妻子、女儿的昔日合影。（新纪元资料室）
经济学奖得主何清涟
今年经济学奖的得主何清涟，在书面谢辞中说：“我一直在关注自由文化运动的进展。经过袁红冰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自由圣火论坛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人展现思想锋芒、互相砥砺的重要平台。它以开放性、相容性及其草根性为其特点；自由文化奖则以其公正的开放姿态与公开性吸引了众多文化人的热情参与。
我一直认为，衡量一个好的精神平台——无论它是杂志、报纸还是网站的标准，不在于有多少名家在上面言说，而在于它一视同仁地鼓励思考者参与并形成交流互动，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批新人，形成思想接力。以此衡量，自由圣火无疑是个非常难得的思想平台。这种类型的思想平台，是中国走向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经济学奖得主何清涟。（新纪元资料室）
新闻自由奖得主Alan Huang
新闻自由奖得奖人是由无界浏览创始者Alan Huang与自由门软件开发者Bill Xia共同获得。Alan Huang 在书面致谢辞中说：“自由不仅是每个人内心的渴望，其实更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网络本来是人们自由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平台，却成了独裁者封锁和阻挡自由的工具。无界本来是不应该有的，因为有网络封锁才需要无界。
无界的使命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在技术突破网络防火墙，第二是让大量中国线民自由上网。第一个目标是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第二个目标不仅是技术问题，还需要广大社会自由力量的支持。更多中国的线民使用无界，就是对无界的最大支持。
相信无界在完成其使命的过程中，对中国自由文化的作用是正面而积极的。让我们共同努力。真正的获奖者是中国的线民。”
代表何清涟领取经济学奖、代表Alan Huang与Bill
Xia领取新闻自由奖的易蓉（左）。（摄影／曾怀慧）
文化成就奖得主“成都读书会”
文化成就奖颁给了四川“成都读书会”，代表人周钰樵在书面获奖感言中说：“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沦陷之时，自由文化运动有如荒原中熊熊燃烧的篝火，让无数在追求精神自由之路上的艰苦跋涉者感到自己不再孤独。
去年四月十日，我和杨雨先生参加“第一届自由文化奖暨苦难文学与台湾戒严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时，我心中涌动着几分忐忑，几分欣慰，几分亢奋。尔后的短短十天，我用自己的脚丈量台湾，用自己的眼观察台湾，用自己的心感受台湾，用自己的脑思索台湾——惜乎时间有限，匆忙中来不及思索与归纳。当我回到故乡四川成都开始整理纷繁的思路时，震惊全球的五一二大地震就在我的身边、我的眼前似乎毫无预兆地瞬间发生了！
这次地震，孩子死亡多，学校垮塌多——天良丧尽的豆腐渣工程，必有受到清算的那一天！”◇
文化成就奖得主“成都读书会”创办人周钰樵。图为去年获颁哲学奖的资料照片。（新纪元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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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文化精神 必从自由开始
文 ◎ 陈柏年 摄影 ◎ 林仕杰
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席委员袁红冰。
中国知识份子在追求创作自由的第一步，必定从追求自由开始。中国人民自古以道家思想为依归，顺其自然，所以面对中共的百般压迫始终容忍。但近年来每年十万起的维权抗议事件发生，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中国的自由，是否已到来？
知识份子的良心，永远是大时代追随的方向。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台海两岸知识份子有机会共聚一堂，台湾的金恒炜、大陆的杨小滨、沈戎，在袁红冰的主持下，展开一场精彩无比的对话。这些对话睿智犀利、处处机锋，令听者拍案叫绝。
当自由台湾遇上极权中国
《当代》杂志总编辑金恒炜首先提到，中国文化在台湾，一则并不深厚，二则过去在政治体系影响广大的“新儒家”虽然影响甚巨，但因为形成儒派主义，对台湾民主发展也不好。且其后新儒家在政党轮替后，几乎全盘退出、转进中国，在台湾衰落，已无可论。他认为目前台湾人深受日本思想影响，且对于西方的民主概念，尚停留在古典理论、理性主义对于民主的定义：“权力来自于人民”。这是属于乌托邦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因揆诸二次世界大战后，熊彼德所提：“民主就是争取选民的选票取得胜利。”如此说法在世界广泛承认，却罕见有人在台湾拥戴此种务实理论。他也列举当今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国家，无法施行民主政治，以证明他的观点。
《当代》杂志总编金恒炜。
对此说法，旅澳学者袁红冰教授认为，政治问题需与文化观念作一厘清。政治文化仅是人类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自由文化是多元的，绝不仅仅只有政治或者新儒学。
大陆学者沈戎回应，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仅有儒家而已，最精髓、最为民众认同的思想，应该是道家文化。他并以南韩的民主状况，回应金恒炜先生：儒家思想亦可力行民主统治。
儒家思想并非民主的阻力，但是可悲的是林肯名言：“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在中国应该倒过来：“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中国问题不在中国文化，而在执政者。因为老百姓奉行的是道家文化，习惯顺其自然，所以唯政府之命是从。比较北韩与南韩的不同，也就在于执政者不同。只要政府愿意实施民主，他就可以民主。民主是普世价值，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执政者把持权力不放，人民愿不愿意为其付出代价？这是沈戎所提出的疑问。
中国自由文化的探索
杨小滨教授认为，政治的观念许多涉及制度，不能与文化问题一概而论，也不是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他认为金恒炜的核心观念就是民主，而民主即使在中国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在实施民主多年的西方，也仍旧问题重重。如果民主仅限于政治制度而失去精神层面，或许会失去很根本的东西。
大陆学者，目前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小滨。
杨小滨教授推崇庄子自由逍遥的精神，但认为庄子消极的生命观，难以融入现代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文化。他观察从五四运动、鲁迅文学、到毛泽东统治，看到的是非常西化与绝对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这种不容分说的表达方式，使被接受的人不能怀疑、只有接受；而个体如何从这种铁板一块的话语体系，寻找缝隙与力量的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文化部分。因为只有当质疑的力量存在时，民主才可能实现。
与会学者并探讨到知识份子角色，是否应该与政治关系联系紧密，或应该独立于党派之外？基督教精神原罪形成西方民主的根源，或是神权思想反而抑制民主？
袁红冰最后做一结论：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没有宽容的精神，就没有多元文化。中国自由文化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前提。这是一切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础。
大陆百姓渴望自由
伍凡评论家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今天台湾学者是西方经典的学院派，另外一派是大陆的实际派。他说：“在我看来，用西方的经典派看中国问题没有一个准确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外国通是可以把中国问题搞懂的。”
知名评论家、中国事务杂志总编伍凡。
伍凡举哈佛大学的中国通教授为例说明，临死前把他所有的书烧掉，写了一本新中国历史，因为六四之后把他所有的历史观改变。伍凡说自己经历过五四年代、各种改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才离开中国；这期间可以看到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在改变。六十年代时死了四千万人，老百姓没有任何人反抗。
但是现在中国老百姓要求维权，每年超过十万起，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们很清楚要求：“你这个官员贪污、把我的土地、钱财拿走，我要求监督你这个政府，改变这个制度。”因此老百姓是渴求民主的，简直是揭竿而起。他们要求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民主。但因为共产党迫害力量太大，所以目前还无法汇集成一股力量。这不是中国的文化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这是他从实际状况观察到的结论。
他强调民主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市场。老百姓要的是把官员请下台，关进监狱。许多文化低落的百姓并没有深厚的文化支持背景，但是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至于用什么程序，那就是技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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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论重建中国文化精神
文 ◎ 李大卫
在此次《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袁红冰所提出〈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这篇三万字的专论最具份量、掷地有声，他在论文中首先指出，近现代文化史是西方文化迅速崛起并且主宰人类命运的进程，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两大传统，即古希腊的理性民主共和法治传统（指雅典），与复活的极权主义传统（指斯巴达）之间的对峙搏杀的过程。
他并详细分析了在此时刻，复兴中国文化有来自四方面的艰难：
（一）中国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事实，中国人处于精神和文化亡国奴地位的事实。
（二）自由思想者和写作者即使流亡天涯海角，也时时感觉到中共暴政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迫害。
（三）西方文化已经习惯轻蔑地斜视连中国自己的知识份子都诅咒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命运只是西方文化考古猎奇的对象，而不是现实的关切。
（四）现代中国知识份子主体背叛了文化的祖国——诗人背叛真实的情感，哲人背叛真实的心灵，史者背叛真实的历史，法人背叛社会正义，他们追随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节律，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灭绝，作欢歌醉舞。
袁红冰强调，文化创造人格。“人是文化的起点和终点；同特定文化相关的人格状态，是考察这种文化的基本标志之一。高贵的人格必定源于高贵的文化；腐烂的人格一定能在特定的文化中找到腐烂的原因。”
而目前中国正处于人格危机之中。因为“精神危机必定表现为人格危机；人格危机则必然成为精神危机的结果。所谓人格危机，根本上是道德危机。”袁红冰深刻地剖析当前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
即使处境艰难，袁红冰仍试着具体提出四项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原则：
（一）对中国文化传统作严峻反思的原则。
（二）创造意志主导的原则。
（三）道德复兴的原则。
（四）自由原则。
最后袁红冰的结论是：“复兴中国文化本质上意味着以自由为上帝的精神信仰运动。她所要拯救的是一个有万年历史的文化命运——文化就是心灵。中国文化精神不死，就因为有这些自由的孤独者和寂寞者在；他们在书写中国文化精神复兴的希望；他们正创造属于中国文化大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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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机制解析两岸文化
文 ◎ 林禾平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陈君恺教授。（摄影／林仕杰）
辅仁大学陈君恺教授认为，一个国家要有自由的多元文化发展，国家才会发达进步，但中共现行的共产主义，处处是禁忌，且讲一套做一套，祸害全球。惟有清除共产党，中国文化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陈君恺教授，在中国自由文化精神第二场研讨会——“台湾多元文化与中国自由文化前景”座谈会，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台湾的对立做抽丝剥茧的剖析，发人深省。
首先，他清楚界定所谓“多元文化”并非“拥有很多种类的文化”，而是“能够包容、使其他文化得以存续”的宏观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有层次的，除了汉文化、满文化、图博文化等文化之外，还可能有一个在上统摄或在内运作的文化，这个文化，如果是大汉沙文主义，那么，虽然有其他文化存在，也会受到压抑、甚至于灭亡。
文化的机制 选择的权利
陈君恺以一间公司需要“物料”与“创新”精神，才能使业务蒸蒸日上，来比拟一个国家要有自由包容的多元文化发展，必须要有文化的“成分”与运作的“机制”。他说：“所谓文化的机制，指的是在一个文化里头，人们的共识、默契、规范与行为模式，以及其再生产的方式。”“真正主导文化发展方向的，是文化的机制。”
由于有良好的默契与共识的机制，使人们接受“多种文化”的自由发展、正视其价值并形成尊重的共识，进一步自我规范且具体实践；正是这种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使得多种文化得以存续与发展，从而形成了“多元文化”。而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选择的权利”。它的另一端，则是“禁忌与义务”。即从民主台湾来看，不论统一或独立，都是“选项”、是“权利”；然而在当前的极权中国，独立却成了“禁忌”，统一成了“义务”。他说：“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在台湾，主张独立、统一、甚至共产主义，都是自由的；正是因为台湾的民主体制，保障了这种自由。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引进这种西方文化，是引进了一种文化机制；它跟引进“喝咖啡”这种文化成分，所产生的影响，差别极大。”
共产党以欺世盗名为文化
接下来，陈君恺教授指出共产党种种荒唐悖理的状态，以说明其文化机制的“名实不符”：“当前这个中国共产党，明明要走资，却不肯正名为‘中国走资党’；明明朝向资本社会发展，却硬要说是回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结果，任凭官僚资本家剥削工农、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竟然硬生生倒退回有严重社会矛盾的‘资本主义末期阶段’！不仅如此，中共更大力发展军备，意图行帝国主义之实，完全应验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他认为，这种荒谬的行径，若从文化机制分析起来，是因为在共产党文化中，一直有着“讲一套，做一套”的坏习惯。他们“阳共阴资”，还美其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从文化脉络分析，可以发现中共基于“民族大义”要统一台湾，基于“制止分裂”要镇压屠杀图博人、东土耳其斯坦人，思想根源来自帝制时代的大一统思想，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既不符中国正统文化中孔子所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与马克思、恩格斯也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表明：“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主张与意图”毫无相干。
中共镇压屠杀图博人。（AFP）
共产党不除 世界祸害不止
陈君恺教授继而言词铿锵的指出：“革命先行者孙文早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预示了：如果中国不能担负起‘济弱扶倾’的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对这种既走资又变成帝国主义、还不肯老老实实承认的中国，我们能不警觉并大加反对吗？”
他举出欧洲联盟就是在各民族在自己国内完全当家作主时，才能够实现真诚的国际合作：“台湾与中国、图博与中国、东土耳其斯坦与中国之间的真诚合作，难道不也应该是如此吗？”
最后，他沉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与中国国民党密谋以“讲一套，做一套”的ECFA圈套台湾，意图使台湾成为中国的附庸，是背后的文化机制使然。唯有彻底的将其所服膺的恶质文化再生产机制扫入历史的垃圾箱，中国文化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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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自己的天问
文 ◎ 林梅英
中国流亡诗人杨炼。（摄影／林仕杰）
中国流亡诗人杨炼居海外时，尝试作出回返源头的努力，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屈原，善用发问的精神完成作品，完成自己的天问。这种提问的精神是一种活的传统、生命力，一直贯穿到当代诗歌，影响了诗歌模式。
成长于北京的现代诗人杨炼，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中国流亡诗人。他在论文〈发出自己的天问──兼谈当代中文独立写作〉一文，尝试作出一种回返源头的努力，找到的源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屈原”。他以屈原善于发问的精神，指出诗歌应以个人的精神追问为体，以古今中外为用，建立我们的精神世界。
杨炼一九八八年后旅居澳洲，原本打算于护照一九八九年八月到期时回国，期间因天安门事件滞留国外，成为中国流亡诗人。后在海外辗转多国，现定居英国伦敦。他说：“关于重建中国文化精神，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贯穿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从困境到灵感，到能量，到创造这样一个经历。”
屈原长诗《天问》，用将近两百个问题，举凡宇宙起源、自然万物、神话历史等等问题，发出自己的天问。他说：“不停的用深刻的提问的这种精神，指出了我认为诗人古往今来的一种性质，那就是提问者的性质与精神，这是古往今来伟大诗歌的共同特点。而且，屈原不只提出为什么要提问的典范，同时完成了怎么提问的高标，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有独特的形式，从《天问》、《楚辞》、《九歌》等，诗歌形式与诗意深刻结合。是一种活的传统、生命力，一直贯穿到当代诗歌，影响了诗歌模式。屈原精神的高操和命运的苦难，他的流亡，其实是整个世界上诗人的共同经历。”
杨炼以屈原为开创流亡诗的源头，指出了屈原的苦难、流亡，以及高洁的节操，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坚持。
中国现代诗的特点
他认为中国现代诗有三个特点：
第一点是基于文革以及在大陆种种的带来的现实的提问，是现代大陆诗歌基本的问题，这种提问不限于政治，包括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对渗透在汉语语言内部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的心理的反思。这样的提问，不停地回返到创作中间。听起来是现代诗，实际上不停地和伟大的古典诗传统构成新的关联、新的有机的能量和结构。
第二点：现代诗也不停地把渗透到古典诗歌里的美学因素，包括视觉的、音乐的，意义的，结构的，时间、空间、哲学意义上的，甚至形而上学的，对语言和世界的反思，重建成我们当代的意识和资源。实际上，中国古典诗歌已经成为了当代、现代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
第三点：以这样独立的思考，个人提问的精神作为精神动力，已持续建立文学创作的丰富性，而不流于简单的政治宣传，这是当代、现代中国诗歌的一种根本的要点。
他最后说，“对于我来说，这一本本的诗集，甚至每一部作品，每一行诗，并非诗歌创作，我都把他们称为思想艺术的项目。以个人的精神追问为体，以古今中外为用，建立我们的精神世界。”◇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16期“封面故事”栏目（2009年4月No.1刊）
http://mag.epochtimes.com/118/1.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