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
一个城里人偶尔下次乡,他会乐得忘乎所以。把农村夸得似乎到了爪哇国: “桃李树下走,鸡狗伴我行;喝点农家酿的米酒,尝点农家种的菜蔬;再跑到鱼塘钓只王八……美哉胜神仙!”
2005年10月四川省新津县万和村发生选举冲突事件,四名无辜村民被控妨碍公务,遭到警察的押解捆绑,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并在该县的电视台非法公开播放。村民周洪和周宾被判妨碍公物罪、监禁九个月后,于今年8月21日获释。还有一位村民周行仍被关押在看守所。另外一位村民周友田为躲避抓捕,流落在外。8月22日,就是周洪、周宾出狱的第2天,涉及此案的县委书记宋朝华调离,任...
喝农药确实是农村人选择自杀的最常见方式,不过有个人跟我说:“我要自杀 ,我就不喝农药。最便宜的农药还要花好几块钱呢。干嘛浪费那钱?我要死,就给自己身上绑块石头跳河……”
我有个朋友名叫邱贵平,福建作家,中短篇小说写得很棒。现在他却开始将小说创作放到一边,去琢磨农民大大小小的问题了。他写了篇杂文,痛心不已问:农民,你为什么爱喝农药? 是啊,农民为什么“爱”喝农药?实际上,农民不仅仅是“爱”喝农药,还 “爱”悬颈,“爱”跳河跳井……总之一句话,农民好像很“爱”自杀,而喝农药自杀却是他们的“最爱”。
问一万个乡下人,你希望拥有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是什么?九千九百九十 九个人会茫然无措看你。农村人的悠久习惯是:小病不理,中病久拖,大病犹犹豫豫去看医生,绝症和重病——对不起,等死!
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个别乡村跑一跑,你会发现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这些地方显得有些有气无力。为躲避有关部门的追查,他们往往是倾巢而出一窝蜂跑城里去了。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等工业蓬勃发展的珠三角城市里,三五步就可能见到潮汕人开设 的士多店(小小杂货店)。他们宁愿在城里吃苦受熬,也要坚持不懈地猛生孩子,哪怕已生了三个四个孩子,只要是女孩,他们仍难以甘心,不生一个带“小棒...
民工进城要在城里站稳脚跟,得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这些是看得见的证件支出,看不见的是意外支出——我敢打包票,进城打工的众多民工也许都遭遇过不同性质的敲诈勒索。要么是保安大哥、要么是难辨真假的警察叔叔、要么是个别社会渣子人员……反正多少得被强迫着支出一点子不想出但又不得不出的钞票。
乡村小妹们本来与“黄祸”无关,没有一个乡下女孩当初是扛着“小姐”的大旗进城的。但当她们在上当受骗之后,在走投无路后,父母的教诲就在五颜六色的诱惑面前显得挺苍白了。任何城市,无论法制部门的口号喊得多么强烈,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总是或明或暗的角落出现,性产业严重“超标”。而这些从事性产业的女孩,也确实有大部分来自乡村。失业的农村女性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危机驱使下...
最近,杭州市东郊江干区彭埠镇云峰社区的数百户村民联名上书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敦请浙江省委、省政府立即制止杭州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强占农民菜地,为市政府官员建造“经济适用房”的违法行为。农民们在信中写道:“中央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为老百姓造福的,但浙江的'经济适用房'却是为干部造福的。如果仅仅是为干部造福,我们也无怨言;但在为干部造福的同时,却给我们这些农民带来...
我在中国乡村奔来跑去,无论我坐在穿山越岭的火车上,还是横江踏水的汽车上,我始终发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神色紧张又满脸热切的人们。行李架上横七竖八堆放着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与大布袋告诉我:他们,是南下或东去的打工者。
10年前,农村的生活垃圾也是极少的,而且许多是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南方农村早先年一直有积肥的习惯,就是将动植物的尸体 ,再加上生活垃圾放到一个土坑里或直接抛在化粪池里,过一定时日的发酵,就成了肥效奇佳的“绿肥”。但现在,这种很繁琐的积肥方式少有人去理却了,肥效高但污染严重的化肥彻底代替了传统的农家绿色环抱肥料。
当城市愈来愈重视环保意识时,乡村的自然环境却开始袒露出危机了。 “要致富,先修路。”越来越多的铁路开始穿越乡村,但因铁路的出现导致的致富优势还没袒露出来,铺天盖地的垃圾已先行了。
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 当今中国一年要出版20万种图书,但农村学生,一年到头能看到的课外图书也许不到1 本。孩子们没有课外读 物,大人们则除了从电视画面里得知天下大事外,报刊杂志也极少见到,更别提买本少则十来元多则几十元的书了。
乡村小学过去年代的民办教师基本上没了,但校领导或村干部的儿女临时被请去当短时间的老师还是存在。乡村小学教师一般都住在学校附近,在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 他们在学校里握着粉笔给孩子们上课,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握起的就是锄镰犁耙。这不像城里的学校,一心一意当老师的极少。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取得政权的,谁都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嘛!那枪杆子的基础在哪里呢?这也是谁都知道的问题,不是用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号召来的农民,不是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使得人民大众支持他们,而是靠“打土豪分土地”作为号召的,也是因此而获得农村农民支持的。
有个在广东打工的人给我算过一笔账:城里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培育管理一亩草坪一年到头各类费用加起来最贵得花费2000元左右;农村种好一亩地,算上350元的化肥、农药、种子钱,再加上一年到头的农工费约450元(农工贱,没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里的草贵过乡下的稻!另一个人则告诉我: “过去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今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
在聆听到不少声音之外,我还听闻了不少故事,故事沉默无语,但故事里也藏着各类声音。 福建仙游县为了经济开发,向下属某镇东岭村的村民强行征收土地准备建一工业园。因村民人均耕地才2分土地,村民不肯接受协议。县与当地镇政府紧急调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到东岭村“执法”。一时间,村民为一方,执法队伍为一方,双方开始“激战”。石块上天,尿屎乱飞……最后连县镇领导都未能幸...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湖北省赤壁市地区一群水库移民,近年多次上访争取自身的权益。当地农民维权领袖谭国太,最近被当地法院以欠债罪名处以行政拘留。
(大纪元记者冯长乐报导)家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西史赵村的农民王增林,因举报本村干部自定法律非法卖地2000多亩牟利等问题无果继而上访北京,期间被河南截访人员带回当地,非法关押遭到警察和刑事犯暴力殴打。
在乡下与人攀谈,问起他们心里最想望的念头。“啥盼头?不多,吃好穿好睡得好,就万事满意了。还有,儿女能读上书,以后比我们有出息就更妙了。哈哈。” 这话,或与此大致相彷的话,我至少能每天听到5次。在中国总人口数里占了三分之二的农民,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并不高啊,温饱无忧身体好,希望儿女有出息就够了。
41岁的蔡关说:“正月初三就出门,走路出村,坐汽车到长沙,再赶火车。打工苦啊,要是家乡富裕,谁愿抛妻别子去打工?”蔡关是湖南益阳土生土长的农民。26岁南下广东韶关打工,后来赶上南方城镇狂卖非农户口,靠多年在韶关工作的叔叔帮助,蔡关用钞票使自己摇身一变为“城里人”。接着,艰苦奋斗几年后,他主动下岗回到了家乡。再接着,用多年打工收得,凭在城里增长的见识,再筹措资...
在我的家乡,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一群农民正聚集在镇政府的门前。他们当中有我父亲的兄弟,有我的兄弟,有我的长辈,有我儿时的伙伴。他们从来都是一个有形的集体,在过去他们是一个公社的社员,现在他们是一个村的村民,共同靠一片原属于公社的集体土地为生。这片地叫“地营子”,现在它成了资本和恶政垂涎三尺的肥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导)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现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近日在演讲中谈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他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都是为党政干部群体服务,而大多数农民都是自费医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海南省乐东县万冲镇日前发生一起村民袭警夺枪事件,有两名民警被打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共中央纪委最近下令,对腐败成风的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进行整顿。
今年4月,杭州市西湖区袁浦镇浦塘村600名村民联名向中纪委举报杭州市西湖区袁浦镇及该镇浦塘村干部侵吞土地补偿款。但举报信层层转下来之后,杭州市西湖区袁浦镇政府和西湖区政府分别于6月13日、和7月24日作出了《关于西信要[2006]32号的回复》、《西袁访[2006]001号关于浦塘村村民陈国彪等人反映问题的回复》、和杭州市西湖区区委、西湖区人民政府信访局《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浙江临海市郊区的伏龙村,因为强迫征地问题,今年八月一日发生村民和包括公安警察在内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流血冲突事件,造成多人受伤。
关于杨银波的大名及其个人许多故事,在经常上境外网站的民运人士圈内,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有关杨银波脚踏实地,从本土出发,开展民主的最起码也是最基本的启蒙工作的方法,目前还很少有人给予全面认可和高度重视。作为也是农民的笔者,看着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点滴真情,不能不深有感触,而激情涌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报道)江苏省常州市有关当局征用农民赖以生存大片土地并强拆房屋,致使40名农民集体进京上访,但被当局捉回后以开办学习班为名全部遭非法关押,之后有4人被刑事拘留,一人被打伤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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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结束后,世界各国都涌现了“报复性消费”热潮,至今仍余波荡漾。然而,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景象,年轻人们开始流行“报复性存钱”,为每月设定相当高的储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