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在四十年前，体操界就曾發生過“桑蘭事件”。悲劇的主角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鞍馬冠軍、上海体操運動員唐國忠。在漫長的四十年里，唐國忠憑借鐵人般的毅力，頑強地生活了下來。
(新民体育報)体操運動員桑蘭受傷不幸致殘的事，全國人民給予了极大的關注和深切的同情。而早在四十年前，体操界就曾發生過“桑蘭事件”。悲劇的主角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鞍馬冠軍、上海体操運動員唐國忠。由于种种原因，這件事當時沒有被媒体披露出來，但唐國忠本人在漫長的四十年里，受盡了傷殘、疾病帶來的痛苦。在物質、醫療條件并不理想的年代里，唐國忠憑借鐵人般的毅力，頑強地生活了下來。
下面我們向你講述唐國忠的故事。
唐國忠原是上海市東中學學生。1953年蘇聯体操隊來上海訪問比賽。當唐國忠看著体操運動員矯健的体姿和优美的動作后，唐國忠頓時產生了學習体操的想法。當時學校里的体操器械訓練比賽簡陋，只有單、雙杠和跳箱。于是，唐國忠就在跳箱端部練習鞍馬。唐國忠的進步非常迅速。1955年上海市体操比賽中，他榮獲亞軍。第二年唐國忠入選華東体訓班，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代体操運動員。1956年8月在天津舉行的全國体操賽上，唐國忠勇奪鞍馬冠軍。1957年他隨中國隊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節体操賽，以9.45分獲得鞍馬第六，這一成績拿到現在，可能算不上什么，可在當時，他卻是新中國第一位在國際体操賽中進入前6名的運動員。因此，那時候体操界只要提起唐國忠，提起他的鞍馬，可謂無人不曉。
天有不測風云。1960年在訓練中發生一次意外，使當時只有25歲的唐國忠离開了為之奮斗的体操事業。歲月滄桑，轉眼間四十年過去了。四十年的風雨，四十年的孤獨。靠著11根木條釘成的木架，一代名將一步步，艱難地走到了今天。
一個星期前，我們來到了唐國忠家。當我們來到他家門口的時候，遠遠地看到，一位佝僂著背的老人在向我們不停地揮著手–是唐國忠。雖然在不久前采訪過張惠康，對今昔落差很大的形象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當我們的腳步走近這位站在木架里、雙手吃力地扶著兩邊的把手的老人時，我們依然強烈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無常、世事的變遷。老人与我們每個人親切握手。他的手心全是老茧。也就是這雙手，四十多年前，在鞍馬上撐出了一枚枚閃亮的獎牌。如今，雖然手已經明顯蒼老，但握手的瞬間，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他的手所曾經蘊含的巨大能量。
老人打開門，領著我們從天井走進了屋。屋子不算大，略微的凌亂中透露著古朴。牆上的一張獎狀頗為引人注目。雖然紙已經舊黃，但用毛筆寫成的內容還是清晰可見–“唐國忠光榮退休”。
等我們坐定，唐國忠雙手撐著架子，依靠手臂的力量移動著架子，一步步地走到了椅子前。將木架下端的一根連接杆扳下來，唐國忠從該處挪出身子，坐到了椅子上。几個動作非常連貫，但留意觀察的我們還是看到，在他每次移動木架的時候，是那樣地吃力。坐定后，還略微急促地喘著气。一陣寒暄過后，唐國忠向我們敘說著四十年里的一幕又一幕。
歷歷在目痛苦事
“摔下來的情景至今還在我的腦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唐國忠說道，“有時，我一個人晚上睡不著就會想起受傷時的情景，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嚇出一身冷汗。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時候是怎么樣挺過來的。”
由于唐國忠是在1960年受的傷，离現在時間比較長，許多人還不了解當時的具体過程。為了讓大家了解那噩夢般的一刻，我們极為不忍地向唐國忠提出了請他回顧受傷前后經過的“殘忍”要求。坐在沙發上的唐國忠沉默了一會，之后，他緩緩地道出了慘劇發生的來龍去脈。
那是1960年的5月19日，唐國忠在訓練結束之后，本應回到宿舍准備洗澡、吃飯。但勤奮好學的唐國忠主動為自己加練。他先到操場跑了几圈，然后到單杠上面練習了几組上肢練習。運動隊剛剛引進了專門供体操運動員進行訓練的蹦床，唐國忠決定到上面進行空翻訓練。
万万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決定卻讓唐國忠從那以后再也不能蹦跳了。“我想翻三個就回去吃飯。就在我做第二個動作時，突然听到遠處有人叫我吃飯。我下意識地扭了一下頭。可是我卻忘記了自己還在空中，于是就導致了空翻動作在空中的時候在角度和力量的運用上都出現了偏差，技術動作變形，當時我心里一急，心想坏了。可我什么辦法也沒有了，就只能屈腿抱頭，身子蜷住。這樣的動作可以避免摔得更厲害。可是，為時已晚了，我的后腦勺撞到蹦床邊的鐵柱子上。”說到這里，唐國忠伸出那雙當時抱著頭的手比畫給我們看。
在稍作喘息之后，唐國忠又用低沉略帶沙啞的嗓音對我們說：“我在撞到蹦床邊掉到地下后，雖然身体不能動，但我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我清楚地看到我的鮮血從我的眼前流出，我當時心里還想‘出點血，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也只能躺在地下等別人來救我，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隨便翻動身子就會更麻煩。”雖然唐國忠在講述自己受傷過程時話語并不是很沉重，但從他回憶時的惊恐眼神中我們可以看出，那段受傷的畫面是唐國忠心中永遠的痛。
由于唐國忠出事的那個蹦床离他們的集体宿舍并不遠，因此，就在唐國忠掉落在地下的時候，遠處人群中有人發出了惊恐的叫喊聲，于是有人跑出來看唐國忠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有人跑到食堂中大叫“救命”；有人急忙打電話叫救護車。最早到達出事地點的人試圖將唐國忠扶起來，但學過運動生理學的唐國忠立即口頭拒絕了這种行為，因為他深知如果當時別人將他身体隨便翻動的話后果將不堪設想。“我以前學過運動生理學，我知道如果當時我要是被他們扶起來的話，也許我就不能活到現在了。我躺在地下的時候，說實話我并沒有想到我會傷得這么嚴重。當時他們要扶我時我覺得身体下部沒有感覺，于是我就用手去掐我的大腿。”說到這里唐國忠下意識的用手掐了掐自己的大腿，緊握著雙手黯然道，“可是，大腿沒有任何感覺。我心里還不相信，于是我就用手再去掐了一下，結果還是和剛才一樣。我知道這下出大問題了。如果下身沒有感覺那么就意味著脊椎出了問題導致了下身的麻木。想到這，我的腦子里一片空白。這時我回頭看到，想要扶我起來的那個人因為碰到了我的后腦，手上已經沾滿了血。說到這里，唐國忠雙眼盯著自己的手在看。眼前的唐國忠和我們一樣，已經看不出他的手上有什么，但他的思緒，他的意識已經完全回到了1960年的5月19日。
几分鐘之后，大家都赶了過來，圍在了他的身邊。但直到救護車來了以后，躺在地上的唐國忠才得到了正式的搶救。
在醫院里，圍繞搶救唐國忠一事的醫生們也是爭論不休。有的主張立即開刀，雖然危險性太大，但一旦成功將有利于他今后的生活；而另一部分醫生主張保守治療一段時間，因為唐國忠失血過多，不适宜馬上動手術，弄不好生命都會出危險，最主要的是要看看唐國忠病情到底怎樣發展才能決定最后的方案，最終醫生們還是選擇的保守的治療方法。這一決定也許對醫生們來說至少可以保住唐國忠的命，但對唐國忠來說則失去了一次可以站起來的机會。“坦白地說，當時的那個決定(保守治療)我并不知道。如果知道了的話，我肯定要選擇手術。我宁肯冒一下險也要爭取最后一絲能夠站起來的机會。但令我遺憾的是，雖然我的命是保住了，但我也永遠不能夠再站起來了。”說著說著，唐國忠的聲音越來越小，遺憾之情充斥著他的內心。
艱難困苦不屈服
唐國忠1960年開始住在靜安區中心醫院，到了1962年唐國忠离開靜安區中心醫院轉到了体育醫院。在体育醫院唐國忠一住就是9年。
回憶起在靜安區中心醫院的那段時光，唐國忠動情地說：“我在中心醫院的兩年時間里，政府和領導給了我巨大的支持，不但全部負責了我的醫療費用，而且還派專人來照顧我。我還深深地記得，當時有三個人輪流來照顧我，他們每人8個小時，就像現在上班一樣准時的換班，對我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這讓我非常感動。由于我行動不方便，每天吃飯的時候來照顧我的人就將飯菜端到我的面前。我非常感謝那些照顧我的人，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溫暖。”說到這里唐國忠的臉龐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可見在他的眼中，那些在他最困難的時期給予他無私幫助的人們都是唐國忠精神世界中的巨大財富。唐國忠還對我們說，他經常會想起那些照顧他的人們。用唐國忠自己的話說就是：他們是我的強大后盾，他們給我向前的動力，他們是我克服困難的力量源泉！
后來，唐國忠轉到了体工隊的附屬醫院——体育醫院。在体育醫院的9年里，唐國忠可以說既有歡樂又有痛苦。在這9年里，唐國忠的生活和尋常的老百姓沒有什么區別。不過，起先住在体育醫院的四年時間里，唐國忠還是得到了護士們的專門照顧，送飯、倒水等等事情都不用唐國忠自己動手。伙食的標准也是和体工隊的運動員一樣，而且不需要自己出錢。但就在1968年的時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文革過程中，由于被打成“反革命”，唐國忠的傷殘由工傷變成了私傷。雖然后來得到“平反”，但在這段非常時期中，唐國忠之前所享受的護士照顧待遇以及飯菜免費待遇全被取消掉了。在体育醫院的之后五年里，無奈之下的唐國忠就用雙手支撐一個四角木架來行動。為了減少來回折騰的次數，每天早上到食堂打飯時，唐國忠都要將一整天的飯菜都打好。中午、晚上就把早上打來的飯菜熱一熱再吃。從醫院到食堂要下樓梯，要上坡要下坡，就這樣唐國忠艱難地走過了難熬的五個春秋，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而他也沒有因此發出過一聲怨言，唐國忠用他那粗糙的雙手支撐起他賴以行動的木架子，用實際行動証明了他鋼鐵般的意志和堅韌的精神。
這种情況一直到1971年結束，由于体工隊的訓練場地要改建電視台，体工隊就全部搬到了現在的上海体院內。唐國忠最先住在3號樓，沒多久就搬到4號樓，在上海体院的4號樓里唐國忠一住就是11年。
在這11年當中，唐國忠獨自住一間屋子，生活上一直是自己照顧自己。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了1982年。那年領導為了讓唐國忠能更方便地生活，于是將他現在居住的在南京西路的房子分給了他。
從1986年開始，唐國忠的侄子來到唐國忠家，順便可以照顧唐國忠的日常生活。其實唐國忠有兩個侄子，住在他家里的是二侄子。當時由于大侄子要結婚，而大侄子因為房子太小而不能結婚，于是唐國忠就与二侄子商量讓他搬過來同住，以便可以讓大侄子結婚。唐國忠解釋道：“本來想，有人照顧挺好，而且二侄子和他媳婦都有工作，生活上可以有所照應。但沒有想到，二侄子在1995年時由于原來的厂家倒閉而下崗了。而侄媳婦也在去年因為單位搬遷成了下崗工人，好在侄媳婦在外面找到一個清洁工的活可以做做，每個月也能賺一點錢，而我在1995年之后工資也逐步漲到了現在的1000多元。不過，現在四口人要靠這點錢生活還是比較緊張的。二侄子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工作，沒有辦法總不能讓他們餓著吧。”唐國忠還說，就在前天他單位領導來慰問他時還送來了几百塊錢。“但總不能總要大家送錢來吧。”唐國忠苦笑著說。
雖然艱苦的歲月將唐國忠的心思更多地花在了柴米油鹽上，但對生活的樂觀態度卻始終沒有改變。“反正總要生活下去，不管是苦也好，幸福也好，每個人對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一种看法。我對現在生活滿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此生難忘那一刻
1995年，上海体育運動技術學院領導正式宣布，取消對唐國忠是私傷的錯誤結論，恢复運動員工傷待遇。盡管這一宣布遲來了十多年，但唐國忠還是從心底里感謝党和政府還給他一個公正的結論。霧開云散，此后，唐國忠喜事不斷，他的笑容也多了起來。
最令唐國忠不能忘怀的是，1995年，市領導龔學平、周慕堯特地上門慰問了他。“那是1995年1月17日，”唐國忠熟練地說著這個日子，“听說市領導要來看我，之前的那天晚上我是一夜沒有合眼。我怎么睡得著呢？雖然因為傷殘，我受了很多苦，但市領導能夠記得我這個老運動員，能夠親自上門看我，我還有什么遺憾的呢？”
市領導龔學平和周慕堯非常關心唐國忠的生活和身体情況，握著龔副市長溫暖的雙手，唐國忠頓時思緒翻涌，一股股暖流在心里流淌，在最艱苦的日子里也沒有流淚的他此時已經熱淚盈眶。“那一刻我一生也不會忘記。”唐國忠兩眼洋溢著幸福的光芒，意味深長地說著。
和市領導親切交談后，唐國忠道出了自己的一個夢想，那就是在自己死了之后，愿意將遺体捐獻給上海体院人体解剖教研組，作為教學科研的材料。
1998年，唐國忠得了一場大病，當所有人以為他生命垂危時，最后他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11月29日出院后，唐國忠感到了一陣后怕–他不是怕自己死去，而是怕万一自己病重走了，自己在市領導面前許下的諾言就沒有書面上的保証了。因此，出院后不久，也就是1999年1月8日，唐國忠挑燈伏案寫下了自己的“最后一個心愿”。
全心全意愛体育
唐國忠從事体育事業、獻身体育事業，在不能繼續自己鐘愛的体操事業時，他仍然時時刻刻都在關心著它。原先，上海体操隊成績不錯，涌現出了一些聞名全國的冠軍運動員。但近年來，上海体操隊的成績不如以前了。唐國忠對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曾經上書体操隊推荐教練，在体操的訓練方法上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當然，体操是唐國忠永遠的夢，但這并不妨礙唐國忠對其他体育事業的熱愛。雖然他不能站立，雖然他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到室外活動，但只要唐國忠知道有体育節目他就一定要收看，而且收看后還要寫一點感想。听唐國忠談足球、談乒乓球、談奧運會，都給人以專家論門道的感覺，唐國忠的見識非常廣博，在家里堅持看電視、讀報紙的他對外界的變化一點也不陌生。
“我認為体育跟其他一些行業一樣，要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的訓練方法和理論。”唐國忠自信地說道。作為當年我國在鞍馬項目上比較有實力的選手，在傷殘后的這些年里，他不僅從過去自己的訓練感受中摸索經驗，還積累了大量的理論知識。唐國忠不光對我國的体育事業非常關注，而且對關心体育事業的人相當敬重。他提到了霍英東。“霍老非常了不起，我們的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為祖國爭光，霍英東主動提出要獎勵奧運會冠軍每人一枚純金金牌。這不僅是一面金牌的問題，它表現出了霍老的愛國之心。霍老還一直為体育行業無償提供訓練、比賽經費，我非常敬佩霍老的慷慨之舉。”唐國忠真誠地說道。唐國忠認為，我們應該關注獲得成績的運動員，但是要知道在這些獲得成功的運動員的背后有很多人付出了心血，上有領導的關心，下有教練的精心雕琢和陪練的甘心奉獻。等到出成績后，還有像霍英東一樣的人們對他們進行各种各樣的獎勵，所以說我們真正關心一個運動員，不應該只關心其個人，也要關心其他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們，“沒有綠葉，哪來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