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在四十年前，体操界就曾发生过“桑兰事件”。悲剧的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鞍马冠军、上海体操运动员唐国忠。在漫长的四十年里，唐国忠凭借铁人般的毅力，顽强地生活了下来。
(新民体育报)体操运动员桑兰受伤不幸致残的事，全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深切的同情。而早在四十年前，体操界就曾发生过“桑兰事件”。悲剧的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鞍马冠军、上海体操运动员唐国忠。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当时没有被媒体披露出来，但唐国忠本人在漫长的四十年里，受尽了伤残、疾病带来的痛苦。在物质、医疗条件并不理想的年代里，唐国忠凭借铁人般的毅力，顽强地生活了下来。
下面我们向你讲述唐国忠的故事。
唐国忠原是上海市东中学学生。1953年苏联体操队来上海访问比赛。当唐国忠看着体操运动员矫健的体姿和优美的动作后，唐国忠顿时产生了学习体操的想法。当时学校里的体操器械训练比赛简陋，只有单、双杠和跳箱。于是，唐国忠就在跳箱端部练习鞍马。唐国忠的进步非常迅速。1955年上海市体操比赛中，他荣获亚军。第二年唐国忠入选华东体训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体操运动员。1956年8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体操赛上，唐国忠勇夺鞍马冠军。1957年他随中国队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体操赛，以9.45分获得鞍马第六，这一成绩拿到现在，可能算不上什么，可在当时，他却是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体操赛中进入前6名的运动员。因此，那时候体操界只要提起唐国忠，提起他的鞍马，可谓无人不晓。
天有不测风云。1960年在训练中发生一次意外，使当时只有25岁的唐国忠离开了为之奋斗的体操事业。岁月沧桑，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的风雨，四十年的孤独。靠着11根木条钉成的木架，一代名将一步步，艰难地走到了今天。
一个星期前，我们来到了唐国忠家。当我们来到他家门口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在向我们不停地挥着手–是唐国忠。虽然在不久前采访过张惠康，对今昔落差很大的形象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当我们的脚步走近这位站在木架里、双手吃力地扶着两边的把手的老人时，我们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世事的变迁。老人与我们每个人亲切握手。他的手心全是老茧。也就是这双手，四十多年前，在鞍马上撑出了一枚枚闪亮的奖牌。如今，虽然手已经明显苍老，但握手的瞬间，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手所曾经蕴含的巨大能量。
老人打开门，领着我们从天井走进了屋。屋子不算大，略微的凌乱中透露着古朴。墙上的一张奖状颇为引人注目。虽然纸已经旧黄，但用毛笔写成的内容还是清晰可见–“唐国忠光荣退休”。
等我们坐定，唐国忠双手撑着架子，依靠手臂的力量移动着架子，一步步地走到了椅子前。将木架下端的一根连接杆扳下来，唐国忠从该处挪出身子，坐到了椅子上。几个动作非常连贯，但留意观察的我们还是看到，在他每次移动木架的时候，是那样地吃力。坐定后，还略微急促地喘着气。一阵寒暄过后，唐国忠向我们叙说着四十年里的一幕又一幕。
历历在目痛苦事
“摔下来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唐国忠说道，“有时，我一个人晚上睡不着就会想起受伤时的情景，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吓出一身冷汗。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是怎么样挺过来的。”
由于唐国忠是在1960年受的伤，离现在时间比较长，许多人还不了解当时的具体过程。为了让大家了解那噩梦般的一刻，我们极为不忍地向唐国忠提出了请他回顾受伤前后经过的“残忍”要求。坐在沙发上的唐国忠沉默了一会，之后，他缓缓地道出了惨剧发生的来龙去脉。
那是1960年的5月19日，唐国忠在训练结束之后，本应回到宿舍准备洗澡、吃饭。但勤奋好学的唐国忠主动为自己加练。他先到操场跑了几圈，然后到单杠上面练习了几组上肢练习。运动队刚刚引进了专门供体操运动员进行训练的蹦床，唐国忠决定到上面进行空翻训练。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却让唐国忠从那以后再也不能蹦跳了。“我想翻三个就回去吃饭。就在我做第二个动作时，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吃饭。我下意识地扭了一下头。可是我却忘记了自己还在空中，于是就导致了空翻动作在空中的时候在角度和力量的运用上都出现了偏差，技术动作变形，当时我心里一急，心想坏了。可我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就只能屈腿抱头，身子蜷住。这样的动作可以避免摔得更厉害。可是，为时已晚了，我的后脑勺撞到蹦床边的铁柱子上。”说到这里，唐国忠伸出那双当时抱着头的手比画给我们看。
在稍作喘息之后，唐国忠又用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对我们说：“我在撞到蹦床边掉到地下后，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我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我清楚地看到我的鲜血从我的眼前流出，我当时心里还想‘出点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也只能躺在地下等别人来救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随便翻动身子就会更麻烦。”虽然唐国忠在讲述自己受伤过程时话语并不是很沉重，但从他回忆时的惊恐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段受伤的画面是唐国忠心中永远的痛。
由于唐国忠出事的那个蹦床离他们的集体宿舍并不远，因此，就在唐国忠掉落在地下的时候，远处人群中有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声，于是有人跑出来看唐国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跑到食堂中大叫“救命”；有人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最早到达出事地点的人试图将唐国忠扶起来，但学过运动生理学的唐国忠立即口头拒绝了这种行为，因为他深知如果当时别人将他身体随便翻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以前学过运动生理学，我知道如果当时我要是被他们扶起来的话，也许我就不能活到现在了。我躺在地下的时候，说实话我并没有想到我会伤得这么严重。当时他们要扶我时我觉得身体下部没有感觉，于是我就用手去掐我的大腿。”说到这里唐国忠下意识的用手掐了掐自己的大腿，紧握着双手黯然道，“可是，大腿没有任何感觉。我心里还不相信，于是我就用手再去掐了一下，结果还是和刚才一样。我知道这下出大问题了。如果下身没有感觉那么就意味着脊椎出了问题导致了下身的麻木。想到这，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我回头看到，想要扶我起来的那个人因为碰到了我的后脑，手上已经沾满了血。说到这里，唐国忠双眼盯着自己的手在看。眼前的唐国忠和我们一样，已经看不出他的手上有什么，但他的思绪，他的意识已经完全回到了1960年的5月19日。
几分钟之后，大家都赶了过来，围在了他的身边。但直到救护车来了以后，躺在地上的唐国忠才得到了正式的抢救。
在医院里，围绕抢救唐国忠一事的医生们也是争论不休。有的主张立即开刀，虽然危险性太大，但一旦成功将有利于他今后的生活；而另一部分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因为唐国忠失血过多，不适宜马上动手术，弄不好生命都会出危险，最主要的是要看看唐国忠病情到底怎样发展才能决定最后的方案，最终医生们还是选择的保守的治疗方法。这一决定也许对医生们来说至少可以保住唐国忠的命，但对唐国忠来说则失去了一次可以站起来的机会。“坦白地说，当时的那个决定(保守治疗)我并不知道。如果知道了的话，我肯定要选择手术。我宁肯冒一下险也要争取最后一丝能够站起来的机会。但令我遗憾的是，虽然我的命是保住了，但我也永远不能够再站起来了。”说着说着，唐国忠的声音越来越小，遗憾之情充斥着他的内心。
艰难困苦不屈服
唐国忠1960年开始住在静安区中心医院，到了1962年唐国忠离开静安区中心医院转到了体育医院。在体育医院唐国忠一住就是9年。
回忆起在静安区中心医院的那段时光，唐国忠动情地说：“我在中心医院的两年时间里，政府和领导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不但全部负责了我的医疗费用，而且还派专人来照顾我。我还深深地记得，当时有三个人轮流来照顾我，他们每人8个小时，就像现在上班一样准时的换班，对我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这让我非常感动。由于我行动不方便，每天吃饭的时候来照顾我的人就将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非常感谢那些照顾我的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说到这里唐国忠的脸庞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见在他的眼中，那些在他最困难的时期给予他无私帮助的人们都是唐国忠精神世界中的巨大财富。唐国忠还对我们说，他经常会想起那些照顾他的人们。用唐国忠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是我的强大后盾，他们给我向前的动力，他们是我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
后来，唐国忠转到了体工队的附属医院——体育医院。在体育医院的9年里，唐国忠可以说既有欢乐又有痛苦。在这9年里，唐国忠的生活和寻常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起先住在体育医院的四年时间里，唐国忠还是得到了护士们的专门照顾，送饭、倒水等等事情都不用唐国忠自己动手。伙食的标准也是和体工队的运动员一样，而且不需要自己出钱。但就在1968年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文革过程中，由于被打成“反革命”，唐国忠的伤残由工伤变成了私伤。虽然后来得到“平反”，但在这段非常时期中，唐国忠之前所享受的护士照顾待遇以及饭菜免费待遇全被取消掉了。在体育医院的之后五年里，无奈之下的唐国忠就用双手支撑一个四角木架来行动。为了减少来回折腾的次数，每天早上到食堂打饭时，唐国忠都要将一整天的饭菜都打好。中午、晚上就把早上打来的饭菜热一热再吃。从医院到食堂要下楼梯，要上坡要下坡，就这样唐国忠艰难地走过了难熬的五个春秋，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而他也没有因此发出过一声怨言，唐国忠用他那粗糙的双手支撑起他赖以行动的木架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
这种情况一直到1971年结束，由于体工队的训练场地要改建电视台，体工队就全部搬到了现在的上海体院内。唐国忠最先住在3号楼，没多久就搬到4号楼，在上海体院的4号楼里唐国忠一住就是11年。
在这11年当中，唐国忠独自住一间屋子，生活上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了1982年。那年领导为了让唐国忠能更方便地生活，于是将他现在居住的在南京西路的房子分给了他。
从1986年开始，唐国忠的侄子来到唐国忠家，顺便可以照顾唐国忠的日常生活。其实唐国忠有两个侄子，住在他家里的是二侄子。当时由于大侄子要结婚，而大侄子因为房子太小而不能结婚，于是唐国忠就与二侄子商量让他搬过来同住，以便可以让大侄子结婚。唐国忠解释道：“本来想，有人照顾挺好，而且二侄子和他媳妇都有工作，生活上可以有所照应。但没有想到，二侄子在1995年时由于原来的厂家倒闭而下岗了。而侄媳妇也在去年因为单位搬迁成了下岗工人，好在侄媳妇在外面找到一个清洁工的活可以做做，每个月也能赚一点钱，而我在1995年之后工资也逐步涨到了现在的1000多元。不过，现在四口人要靠这点钱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二侄子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办法总不能让他们饿着吧。”唐国忠还说，就在前天他单位领导来慰问他时还送来了几百块钱。“但总不能总要大家送钱来吧。”唐国忠苦笑着说。
虽然艰苦的岁月将唐国忠的心思更多地花在了柴米油盐上，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反正总要生活下去，不管是苦也好，幸福也好，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一种看法。我对现在生活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此生难忘那一刻
1995年，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领导正式宣布，取消对唐国忠是私伤的错误结论，恢复运动员工伤待遇。尽管这一宣布迟来了十多年，但唐国忠还是从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还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雾开云散，此后，唐国忠喜事不断，他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最令唐国忠不能忘怀的是，1995年，市领导龚学平、周慕尧特地上门慰问了他。“那是1995年1月17日，”唐国忠熟练地说着这个日子，“听说市领导要来看我，之前的那天晚上我是一夜没有合眼。我怎么睡得着呢？虽然因为伤残，我受了很多苦，但市领导能够记得我这个老运动员，能够亲自上门看我，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市领导龚学平和周慕尧非常关心唐国忠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握着龚副市长温暖的双手，唐国忠顿时思绪翻涌，一股股暖流在心里流淌，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流泪的他此时已经热泪盈眶。“那一刻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唐国忠两眼洋溢着幸福的光芒，意味深长地说着。
和市领导亲切交谈后，唐国忠道出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在自己死了之后，愿意将遗体捐献给上海体院人体解剖教研组，作为教学科研的材料。
1998年，唐国忠得了一场大病，当所有人以为他生命垂危时，最后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1月29日出院后，唐国忠感到了一阵后怕–他不是怕自己死去，而是怕万一自己病重走了，自己在市领导面前许下的诺言就没有书面上的保证了。因此，出院后不久，也就是1999年1月8日，唐国忠挑灯伏案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
全心全意爱体育
唐国忠从事体育事业、献身体育事业，在不能继续自己钟爱的体操事业时，他仍然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它。原先，上海体操队成绩不错，涌现出了一些闻名全国的冠军运动员。但近年来，上海体操队的成绩不如以前了。唐国忠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曾经上书体操队推荐教练，在体操的训练方法上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当然，体操是唐国忠永远的梦，但这并不妨碍唐国忠对其他体育事业的热爱。虽然他不能站立，虽然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到室外活动，但只要唐国忠知道有体育节目他就一定要收看，而且收看后还要写一点感想。听唐国忠谈足球、谈乒乓球、谈奥运会，都给人以专家论门道的感觉，唐国忠的见识非常广博，在家里坚持看电视、读报纸的他对外界的变化一点也不陌生。
“我认为体育跟其他一些行业一样，要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和理论。”唐国忠自信地说道。作为当年我国在鞍马项目上比较有实力的选手，在伤残后的这些年里，他不仅从过去自己的训练感受中摸索经验，还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唐国忠不光对我国的体育事业非常关注，而且对关心体育事业的人相当敬重。他提到了霍英东。“霍老非常了不起，我们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为祖国争光，霍英东主动提出要奖励奥运会冠军每人一枚纯金金牌。这不仅是一面金牌的问题，它表现出了霍老的爱国之心。霍老还一直为体育行业无偿提供训练、比赛经费，我非常敬佩霍老的慷慨之举。”唐国忠真诚地说道。唐国忠认为，我们应该关注获得成绩的运动员，但是要知道在这些获得成功的运动员的背后有很多人付出了心血，上有领导的关心，下有教练的精心雕琢和陪练的甘心奉献。等到出成绩后，还有像霍英东一样的人们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奖励，所以说我们真正关心一个运动员，不应该只关心其个人，也要关心其他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们，“没有绿叶，哪来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