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公諸于世，再次把歷史的抉擇推到走在十字路口的共產中國面前：究竟一九九二年以來的經濟提升，能讓中國終結專制暴力的恐怖統治，重新走上政治革新之路，在二十一世紀跨進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之列；還是抗拒世界和平民主潮流，讓政治繼續沉淪，引爆社會危机，把中國拖向新的災難？
一、二十世紀末中國兩件大事
二十世紀末兩件事，對二十一世紀中國具有重大影響。
（一）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中斷了中國政治革新之路。
（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恢复了中國經濟開放的勢頭。
一九九二年以來中國經濟提升、政治沉淪，正是這兩件大事結出的果實。當前中國形勢，正如狄更斯小說《雙城記》開頭的描述：“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惡劣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使人絕望的冬天；我們一直走向天堂，也一直走向地獄。”
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經濟机遇与政治危机并存。
二十世紀最后十年是世界進入新經濟的第一階段。經濟重心自然落在科技實力最強勁的美國。二十一世紀之初，新經濟第二階段的全球擴張將使發展的重心轉向中國。
第一，美國九十年代經濟持續強勁的趨勢已放緩，資金、技術、人才從全球涌向美國的潮流將退潮，轉向開辟新市場。
第二，而中國，正是全球待開發的最大市場，這是人口決定的。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地方，存在如此巨大的廉价人力資源和潛在消費人口，吸引資金和技術大量涌入，有人稱之為磁吸效應并不夸張。全球制造業重心向中國轉移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這就是新世紀中國經濟的新机遇。今年下半年中國加入WTO后，這個趨勢將進一步顯現。
同時，中國政治危机日益深重。
第一，制度性、結构性腐敗早非“殺一儆百”或“選擇性辦案”所能解決，已到越殺越多、越殺越高的危險邊緣。
第二，特權經濟造成全國貧富懸殊，失業問題嚴重，社會日趨兩极化。
第三，治安敗坏，黑社會活動猖獗，人身安全無保障。
第四，政府暴力鎮壓效用遞減，民間抗暴繼續蔓延。不但法輪功、民主党及西藏、新
疆等少數民族反暴政未被暴力壓服，反暴政呼聲已有擴散至共產党內之勢。
第五，意識形態危机：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不再靈驗，“三講”、“三個代表”淪為笑談。
第六，高層接班之爭。二○○二中共十六大，二○○三年人大、政協換屆；目前多數党和國家領導人年過七十，面臨接班權力斗爭。
第七，軍事擴張負效應。江澤民掌權以來，軍事預算連續十一年每年兩位數字急劇擴張，遠遠超過國民經濟增長（國民經濟翻一番，軍事預算漲至五倍，從二百四十六億漲至一千二百五十億，還只是公開賬面上的），造成國富民窮，強軍弱民。
第八，國際環境趨于嚴峻。美國新總統布殊將繼續擴大同中國經濟交往，但兩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人權等方面分歧將加劇；新總統不會像克林頓那樣欺軟怕硬，看江澤民臉色說話。中國軍事擴張和霸權野心將引起周邊國家与世界警惕。
中共領導人顯然認為：堅持經濟開放与政治封閉，外資不斷涌入与中國廉价勞工結合，中國經濟、軍事力量就能在二十一世紀無止境提升，使之成為与美國相抗衡的世界強權，繼續其對內恐怖統治与對外軍事擴張。
二、《天安門文件》公布的意義
《天安門文件》在紀元進入第三個千年之際公布于世界，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在昭告世人：如此凶暴殘忍的人間悲劇，必須找出其根源，使之在新的千年不再重演。
江澤民的本能反應是拒絕面對歷史真實，指責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華萊士在“六十分鐘”節目中介紹《天安門文件》的報道是“錯誤的”。這位華萊士在不久前江澤民大罵香港記者時，還被稱贊“水平不知比你們香港記者高多少，同我談笑風生！”這回不但“水平”不“高”，而且“歪曲事實”。可惜江澤民說不出華萊士介紹的哪一點是“錯誤”或“歪曲事實”的。江澤民的嘍羅們也只能說些“西方敵對勢力”、“反華”之類空話、套話，只顯出心虛加惊惶失措。
還有些“老民運人士”的表演也頗詭异，或嗤之以鼻“了無新意”，表示自己高明；或挑出港、台媒体在文件轉譯中用語不精确，以証其“假造”。也有刻意渲染公布文件的“動机”只是上層“權謀”，以削弱其意義与影響力。因此需略作辯正。
第一，文件無疑是真實的，從總体的歷史事實檢驗到每個政治人物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文件所披露的都符合歷史的真實和人物的真實。
有人說，越是細節詳盡，越是假的。的确有此情形，像“六四”后流行一時的《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中南海政治局會議發言栩栩如生，只能騙過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還有京夫子寫的《中南海內幕》，更是細節層出不窮，明明是政治幻想小說，不少台灣人還信以為真。然而對于熟悉中共決策方式、經歷事件進程、接触過事件中人物的中國人，細節的真偽是一眼可以判別的。比如有人質疑，文件中連楊尚昆廁所中說的話都有，令人不可置信。其實并不奇怪。如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中央人事，有人對倪志福在文革中的政治立場質疑，鄧小平說，“批鄧時有一回上廁所，倪志福也上廁所，在廁所里還扶了我一把。”倪志福的政治局委員就保住了。提到華國鋒時，陳云說，“我有回給華國鋒打電話，秘書回話說，華主席在看文件，過會儿再打來，對老同志毫不尊重”；同《天安門文件》中陳云推荐江澤民當“第三代核心”，理由是“我到上海几次，江澤民都与我見面，給我印象是為人謙虛，在上海人緣不錯”一樣，完全符合陳云行事風格的真實。
至于涉及楊尚昆的細節較多，尤其容易理解。楊尚昆實在是《天安門文件》中的關鍵人物，在趙紫陽与鄧小平之間起調和折衝作用，列席政治局常委會。他個人主張對學生“和平處理”，認同“紫陽透過民主和法律平息學生運動的看法很好，相當可行”。在討論接替趙紫陽的新總書記人選時，他又獨排眾議，力主喬石接棒。他說：“總書記可考慮從現有常委中產生。現在各方面都把矛頭對准李鵬同志，反對他的呼聲很高，如果提出由李鵬同志擔任總書記，党內會有很大的壓力。喬石同志年富力強，他是目前常委中在中央各部門擔任工作最多的一位，當過組織部長、党校校長、中辦主任、政法委書記、中紀委書記，還擔任過一段時間副總理，長期在書記處工作，熟悉中央情況，為人清廉，工作能力強，在中央机關有威信。我提議喬石為總書記人選。”楊尚昆雖服從鄧小平命令執行戒嚴与鎮壓，被公認為“鄧、李、楊”三劊子手之一，但他在中共十四大前就主張十四大應根据十三屆四中全會設立的趙紫陽專案小組組長王任重所調查的報告，對趙紫陽与天安門事件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江澤民即以“楊尚昆要為六四翻案”激怒鄧小平，導致鄧、楊反目，楊家兄弟被剝奪軍、政權力，江澤民得以控制軍隊，集党、政、軍大權于一身。即此可見，趙紫陽和“六四”冤案，涉及到楊尚昆自身的“蓋棺論定”，也是楊尚昆“死不瞑目”的終生之恨。他和他的家屬、親友、部屬關切保存有關資料、証据，以求歷史真相有大白于天下之一日，是毫不足奇的。《天安門文件》中保存不少楊尚昆与鄧小平之間接触的內容，正是由此而來。
第二，《天安門文件》的意義，是讓人們得以一窺這出舉世震惊的悲劇進程，破解在這“六四之謎”中各色人物扮演的真實角色，把這一歷史悲劇還原于世界与中國人民之前。而最重要的，不僅在于追究制造悲劇者的歷史責任，更在于喚醒人們回到正确的歷史軌道上，恢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全面改革開放路線，讓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避免災難走向光明。
《文件》証實天安門悲劇完全可以避免。政治局多數与趙紫陽的看法一致，肯定學生是“理性”的，認同“在民主与法制基礎上和平解決”。李瑞環指出“反右、文革學到痛苦教訓，再犯政治大錯誤可能讓剩下的人民支持全部喪失”。薄一波“同意瑞環意見，應重申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不再推行任何政治運動的政策”。田紀云建議“采取有效措施清除政府貪官，加速往民主前進”。喬石報告“中紀委受理貪污案每年增加，是造成人民不滿原因”。政治局多數的看法与學生的反貪、民主訴求方向一致。初期政治局中只有李鵬、江澤民激化矛盾，主張“絕不讓步”。當趙紫陽批評上海處理《世界經濟導報》把簡單問題弄得一團糟時，江澤民還爭辯說“《導報》違背党規，上海立場絕對清楚，絕不容許破坏秩序”。（按：《世界經濟導報》只是如實報道了北京悼念胡耀邦座談會上的發言，就遭江澤民派工作組接管，停刊、撤職、整頓。是江澤民破坏秩序，而非《導報》破坏秩序，趙紫陽對江澤民的批評完全正确。）
當政治局常委會對軍隊戒嚴爭執不下時，鄧小平不得不把強硬派元老陳云、李先念從外地緊急召回北京。加上王震等，以元老聚會集体壓政治局就范，演出了一場宮廷政變，非法廢黜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胡啟立，非法推出非政治局常委的江澤民取代趙紫陽為新總書記。（按：既未開中央全會，也未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就由几個元老決定撤掉五個政治局常委中的兩個，補上新總書記和另外兩個新常委李瑞環、宋平。）
在這場宮廷政變中，即使在元老中也是分歧的，明确表達主張鎮壓的只有李鵬、陳云、李先念、王震等人。兩位老帥徐向前、聶榮臻健在而不出席元老會議。其他元老雖表示服從鄧小平決策但試圖緩和局勢，如鄧穎超說：“讓我們采取溫和一點的做法，勸學生回學校，解放軍在市內維持秩序；堅持反腐敗，貪污、受賄再不抓，沒有辦法向人民交代。”楊尚昆也說：“必須制止動亂和避免因此流血抱以同樣堅定態度，中國可不能再封閉起來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那才可怕呢！”只有王震叫嚷“狗崽子在天安門找死，不抓不足以解心頭恨，誰要推翻共產党誰死無葬身之地。”
誰來取代趙紫陽？元老中也只有陳云、李先念支持江澤民。鄧小平、鄧穎超提出李瑞環。鄧小平說：“總書記要敢于承擔責任，旗幟鮮明。李瑞環有干勁、有魄力、有思想；別看他木匠出身，這個人很有思想，他懂哲學，敢于堅持原則，經濟工作也做得出色，天津的市政建設、引水工程全國響當當，老百姓心目中威望高得很。”鄧穎超也說：“我對李瑞環這個人印象不錯，共產党領導人應有親民思想，心里時刻裝著老百姓。”彭真屬意万里，說“万里同志有丰富工作經驗，既在地方干過，又在中央干過，熟悉全國情況，現在又抓法制建設，在廣大干部、群眾中有威望，拿得起來。”連王震都說：“江澤民沒有中央工作經驗，總書記應從常委產生，李鵬可以當。”所以元老們廢黜趙紫陽、胡啟立后，總書記人選仍無定論。最后由鄧小平拍板讓陳云、李先念提名的江澤民出任，才使江、李体制在血光槍聲中誕生。
第三，有人說，《天安門文件》是中共十六大前高層權力斗爭激化的產物。這樣說是縮小了《文件》的意義。對今天的中共高層來說，《文件》內容最不利于李鵬，較不利于江澤民而較有利于李瑞環，与十六大接班的較年輕領導人無甚相關，應不致對中共十六大人事帶來直接衝擊。
《文件》有利于誰？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國，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一切尊重人的生命、人的自由、人的權利、人的尊嚴，愿意弄清天安門悲劇真相，接受歷史教訓，使中國走上二十一世紀自由民主道路的人。唯獨不利于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正如文件提供者在《天安門文件》序言中所說：
“六四發生在十多年前，但從未在人民記憶中消褪。還有很多問題沒有答案。要正确、完整、客觀的評价六四，第一件事是公開事實，恢复歷史真貌。這些資料是真實無誤的，本書的文件自己會說話。本書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希望本書對于中國建立民主政府也會有基本貢獻。”
三、江澤民面臨兩种選擇
六四屠殺后，江、李聯盟專政的前三年，中國政治經濟全面倒退。已經把党政軍全部權力交給“第三代核心”江澤民，自己成了“一介平民”的鄧小平看不下去了，舉家“九二南巡”，在楊尚昆“保駕護航”下，到中國南方，發動地方改革開放力量，炮打中央江、李聯盟；又請出“懂經濟的朱熔基”擔任當經濟實權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直接制衡國務院總理李鵬，才使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得以恢复。
鄧小平去世后，江、李聯盟雖未能阻擋朱熔基在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但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領域強化對內鎮壓异己，對外武力威脅；在全國、全党、全軍大樹“江核心”的個人權威。而江、李聯盟把持權力之法寶，即掩蓋“六四”真相，拒絕政治改革。
《天安門文件》公諸于世是對江、李聯盟的致命一擊。李鵬在“六四”屠殺中的凶惡面目在文件中纖毫畢露。原來有人以為他只是鄧小平、楊尚昆的前台傀儡，現在可以清楚看到，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王震對學生運動誤判為趙紫陽對抗鄧小平的“兩個司令部”權力斗爭，嫁禍趙紫陽，決心重兵鎮壓；其“根据”主要出自李鵬蓄意挑撥，李鵬罪惡遠在鄧小平命令執行者楊尚昆之上。今元老已逝，人們只有指望李鵬早日走上審判台了。
江澤民則還有机會作出最后選擇。他不是對日本社會党委員長土井多賀子表示CBS華萊士對《天安門文件》的報道是“錯誤的”、“歪曲事實”的嗎？那么好吧，你江澤民完全可以采取主動，公布“正确的”、“符合事實”的全部歷史檔案，還原天安門悲劇的真相。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善后處置辦法，當然人大委員長李鵬先該解職听候法律處置。
台灣有一位蔣經國總統，他主持台灣特工情治系統時，制造過白色恐怖，害了不少人。但在他的晚年，几乎以贖罪的心態改弦易轍。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啟動政治革新，解除戒嚴，取消党禁、報禁，使台灣走上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之路，從而贏得台灣人民的衷心敬仰。這就是蔣經國的大智大勇。他終于站到歷史正确一邊，順應全体台灣人民的意志，使今日台灣躋身世界先進國家之林。江澤民能否效法蔣經國，選擇在离任前棄舊圖新，站到歷史正确一邊，以糾正天安門事件處理錯誤為契机，使中國重新回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走上二十一世紀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之路，就要看他的智慧和勇气了。
江澤民還有另一种選擇，就是執迷不悟，甘愿給李鵬陪葬，繼續為六四屠殺狡辯，頑固拒絕回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拒絕政治改革開放，迷信手中的權力与暴力，讓中國在他的恐怖統治下繼續沉淪。
四、文明中國和野蠻中國
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馬悅然教授稱高行健把母語中文當作真正的祖國。一位記者問高行健是否同意這种說法。
高行健答：“這种說法很确切，我就是中國，中國就在我身上。”他還說，這句話是波蘭流亡作家康姆‧波羅維奇首先講的。波羅維奇流亡數十年，先在南美，后來到法國，終生未回波蘭，病逝于法國。人們問他：“波蘭在哪里？”他答：“波蘭在我身上，我就是波蘭。”
高行健告訴我們，世界上有兩個中國，文明中國和野蠻中國。
從女媧造人、補天的美麗神話，孔子有教無類的平等思想，庄子特立獨行的自由精神，司馬遷的歷史批判，李白的浪漫情怀，到曹雪芹《紅樓夢》，魯迅《吶喊》《野草》，高行健《靈山》、《圣經》，代表了一個文明中國。這個文明中國是永存的。 從秦始皇焚書坑儒、筑万里長城、鑄兵馬俑殉葬，漢武帝割掉司馬遷的生殖器，康熙、雍正、乾隆的文字獄；到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李鵬天安門屠殺，江李聯盟鎮壓法輪功、把飛彈瞄准台灣人民，代表的是一個野蠻中國。這個野蠻中國還存在著，壓迫著中國人民，威脅著台灣人民和世界人民。
《天安門文件》的意義，就是要向人類披露這個吞噬著文明中國的野蠻中國的存在并制止它，改變它，讓文明中國完全取代野蠻中國，終結野蠻中國對人民的蹂躪。
終結野蠻中國統治的主要力量在中國國內，但國際環境也很重要。蔣經國晚年走上政治革新之路，靠自身的智慧和勇气，靠台灣人民的支持是主要的。但美國政府不再支持國民党政權“光复大陸”這一外部環境變化是重要因素之一。而野蠻中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對內暴力鎮壓、對外軍事威脅變本加厲，美國克林頓政府對江、李聯盟的縱容、支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紐約時報》專論指出：“克林頓奴才式地為共產中國极權政府背書令人困惑：為什么作為自由國家的美國，要去支持一個專制霸權政府強大起來威脅自己？唯一的理由是出自愚蠢的自我欺騙，拒絕接受歷史教訓。這對于一個自由國家來說已接近于故意犯罪。”（A.M. Rosenthal: The March of Folly）
這种二十世紀末的荒謬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繼續下去。美國朝野已覺察克林頓的荒謬。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登上將不久前訪問北京后指出，“美國應設法阻止中國變成二十一世紀的另一個北极熊。”美國新總統布殊指出：“我們必須看清中國。中國与日俱增的財富投資到戰略核武、新彈道飛彈、深海海軍和長程空軍方面，中國人民對政府和党的不滿都遭到有效壓制，中國政府迫害宗教自由，強迫墮胎，這些政策既無理性，也不人道。這些都是事實，必須嚴正面對。中國是競爭對手，不是戰略夥伴，我們同中國打交道，不能心存敵意，卻也不能怀有幻想。”
不久前紐約自由之家公布的二○○○年世界自由度報告，將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政治權利及公民自由度，各分七個等級進行評比。台灣自由、公正的總統選舉及有秩序的政權轉移，使其政治權利評等首次提升到第一等（最高級）；而法務部長陳定南掃黑行動代表的“新亞洲价值”，被推舉為全球五大自由度進展之一。 中國呢？被評為政治權利最差的第七等，即“最不自由國家”。自由之家亞洲區域分析家葛瑞寶說：“中國大舉鎮壓信仰自由，搗毀教堂、廟宇，繼續鎮壓中國民主党及法輪功。自由之家預期中國未來几年為因應經濟轉型而鎮壓各种异見，將有更多大型農民及工人示威。”
預期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江、李聯盟統治的野蠻中國對文明中國的暴力不會自行消失，但來日已經無多。在內外形勢的變化中，文明中國終將結束野蠻中國，為時不會太久。而《天安門文件》的出版和流傳，將對文明中國戰胜野蠻中國作出貢獻。
原載《爭鳴》2001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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