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駐香港聯絡辦事處在上月底發表聲明指責法輪功在香港走向“國際化”、“政治化”，矛頭直指中央政府，吹縐了一池春水，不但港府官員作了不同回應，政治人物也借机表明自己的立場，連宗教界也為此發生紛爭，可見北京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威力。
被特區官員口口聲聲背誦的《基本法》其實很明确的規定中央政府只管外交和國防。事到如今，北京有哪一樣是不管的？因此法輪功能否在香港活動，就成了問題。
從港府的態度來看，官員中有兩派。已經提出辭職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是鴿派，他們強調的是依法辦事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在九七“回歸”被擢升為保安司司長的葉劉淑儀就指責法輪功活動高調，并且滋扰市民，政府會“密切關注”云云。由於陳太四月即將离任，而且她的离任原因傳說同她同意將大會堂租給法輪功有關，所以鴿派的影響力將衰微是不可避免的。
為此政壇上的民主派對葉劉淑儀的“高調”也表示不安，恐怕是鎮壓的前奏；而親共的政治人物和工商界，則幫北京說話，認為香港法輪功的活動令北京“尷尬”，態度激進者，更要求港府立即取締法輪功。九龍黃大仙區一位護衛員更借口法輪功向他派發傳單是“滋扰”，拿出一根木棍毆打法輪功女學員。政府對此沒有進行譴責。
香港滿街都有人派發各式各樣的宣傳品和廣告，那些都不是“滋扰”，唯有法輪功的才是“滋扰”，可見這同當局的反法輪功宣傳是分不開的。可是据香港法輪功發言人簡鴻章表示，原來香港的法輪功學員有一千人左右，因為中共的打壓，目前練功的只剩大約五百人。香港支聯會每年几万人紀念六四的活動都沒有把中共顛覆掉，他們卻要取締五百人、而且多為婦女的和平練功者，是不是因為中共作惡太多對自己沒有信心了？
面對這些紛爭，輿論就“強迫”身為特首的董建華表態，不可回避。在這情況下，董建華二月八日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說，法輪功“多多少少有邪教性質”，而他的根据就是在電視上看到的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焚鏡頭。堂堂特區行政長官由中共喉舌的電視鏡頭就為一個組織“定性”，其草率和不負責任由此可知。所以民主党主席李柱銘立即批評董建華戴了“北京眼鏡”判斷問題，而簡鴻章則指責董建華的這种講法危險而不負責任，因為足以煽動一些人仇視法輪功。一些法律專家也指法律上根本沒有辦法給“邪教”下一個定義，如果真有自殘行為或騙財騙色的活動，香港現行法律也足夠對付，根本不必要用“邪教”來治罪。還有的認為這是一种誹謗。
而宗教界對法輪功是否“邪教”問題也出現分歧。一般是天主教、基督教持比較開放的態度，也許同西方的价值觀念有關，也同他們在大陸的地下教會被打壓有關。所以他們清楚中共剝奪信仰自由同進行分化瓦解的伎倆。特別是天主教去年秋天“封圣”的風波，也是由中聯辦在香港插手施壓，還引起一番論戰。他們中的若干組織已經發表聲明聲援法輪功。
但是佛教界和道教界態度比較曖昧。有一位法師說法輪功“非正當教派”。也許因為法輪功里面有佛教和道教的一些教義，他們有被“侵權”的感覺。但是如果了解到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和基督教就是不同教派而又有某种關聯，或者馬列主義后來有修正主義和毛派的區別而又分分合合，也許在觀念上就不必那樣執著了。不過他們還指摘法輪功有政治性的活動和對抗政府。這顯然是一种偏見。其一，香港某些宗教界人士在九七前就接受了北京的“官委”，他們比法輪功早介入政治了。其二，是否對抗政府，要看政府有沒有干預宗教信仰。如果干預了還俯首貼耳，那不是在出賣自己的信仰嗎？例如對北京欽點的“愛國教會”當然要反對，因為這种擁護共產党領導人作為教主的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和尚、尼姑可以結婚并擁有“政府行政級別”和領取國家工資的宗教，已經是變質，才是有邪教之嫌。
可以預料，這种爭論將因為北京的加強干預而要服從政府的強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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