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驻香港联络办事处在上月底发表声明指责法轮功在香港走向“国际化”、“政治化”，矛头直指中央政府，吹绉了一池春水，不但港府官员作了不同回应，政治人物也借机表明自己的立场，连宗教界也为此发生纷争，可见北京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威力。
被特区官员口口声声背诵的《基本法》其实很明确的规定中央政府只管外交和国防。事到如今，北京有哪一样是不管的？因此法轮功能否在香港活动，就成了问题。
从港府的态度来看，官员中有两派。已经提出辞职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政事务局局长林焕光是鸽派，他们强调的是依法办事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在九七“回归”被擢升为保安司司长的叶刘淑仪就指责法轮功活动高调，并且滋扰市民，政府会“密切关注”云云。由于陈太四月即将离任，而且她的离任原因传说同她同意将大会堂租给法轮功有关，所以鸽派的影响力将衰微是不可避免的。
为此政坛上的民主派对叶刘淑仪的“高调”也表示不安，恐怕是镇压的前奏；而亲共的政治人物和工商界，则帮北京说话，认为香港法轮功的活动令北京“尴尬”，态度激进者，更要求港府立即取缔法轮功。九龙黄大仙区一位护卫员更借口法轮功向他派发传单是“滋扰”，拿出一根木棍殴打法轮功女学员。政府对此没有进行谴责。
香港满街都有人派发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和广告，那些都不是“滋扰”，唯有法轮功的才是“滋扰”，可见这同当局的反法轮功宣传是分不开的。可是据香港法轮功发言人简鸿章表示，原来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有一千人左右，因为中共的打压，目前练功的只剩大约五百人。香港支联会每年几万人纪念六四的活动都没有把中共颠覆掉，他们却要取缔五百人、而且多为妇女的和平练功者，是不是因为中共作恶太多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面对这些纷争，舆论就“强迫”身为特首的董建华表态，不可回避。在这情况下，董建华二月八日在立法会的答问大会上说，法轮功“多多少少有邪教性质”，而他的根据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镜头。堂堂特区行政长官由中共喉舌的电视镜头就为一个组织“定性”，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由此可知。所以民主党主席李柱铭立即批评董建华戴了“北京眼镜”判断问题，而简鸿章则指责董建华的这种讲法危险而不负责任，因为足以煽动一些人仇视法轮功。一些法律专家也指法律上根本没有办法给“邪教”下一个定义，如果真有自残行为或骗财骗色的活动，香港现行法律也足够对付，根本不必要用“邪教”来治罪。还有的认为这是一种诽谤。
而宗教界对法轮功是否“邪教”问题也出现分歧。一般是天主教、基督教持比较开放的态度，也许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有关，也同他们在大陆的地下教会被打压有关。所以他们清楚中共剥夺信仰自由同进行分化瓦解的伎俩。特别是天主教去年秋天“封圣”的风波，也是由中联办在香港插手施压，还引起一番论战。他们中的若干组织已经发表声明声援法轮功。
但是佛教界和道教界态度比较暧昧。有一位法师说法轮功“非正当教派”。也许因为法轮功里面有佛教和道教的一些教义，他们有被“侵权”的感觉。但是如果了解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和基督教就是不同教派而又有某种关联，或者马列主义后来有修正主义和毛派的区别而又分分合合，也许在观念上就不必那样执著了。不过他们还指摘法轮功有政治性的活动和对抗政府。这显然是一种偏见。其一，香港某些宗教界人士在九七前就接受了北京的“官委”，他们比法轮功早介入政治了。其二，是否对抗政府，要看政府有没有干预宗教信仰。如果干预了还俯首贴耳，那不是在出卖自己的信仰吗？例如对北京钦点的“爱国教会”当然要反对，因为这种拥护共产党领导人作为教主的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和尚、尼姑可以结婚并拥有“政府行政级别”和领取国家工资的宗教，已经是变质，才是有邪教之嫌。
可以预料，这种争论将因为北京的加强干预而要服从政府的强力行动。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