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知識分子之「吃香」，不僅可從報紙上給予他們的「英模」、「突擊手」介紹的巨大篇幅看出，也可從社會各种「激勵机制」的傾斜看出。在深情涌向他們的各种實惠中，有房地產銷售商打出的「博士优惠」的廣告；有人們日常閑談「博士可生兩胎」的玩笑；在醫學「精子庫」的瞄准對象中，自然也少不了成名的知識分子。當然，這种傾斜，更多地偏重科技知識分子。所以，也有人私下里把「清華」看作進政治局的台階，把「北大」稱作秦城監獄的門檻。正是此時，一位在科學院工作的朋友說：「我們像是被利用的妓女。」
此言雖「偏激」，但并非謬誤。其實，在一個實施「赶超戰略」的國度，在每個人都被當作實現某一國家目標的工具的社會里，所有行業和個人，都只有某种單一的技能或器官被使用。而作為人，他們的感情、意志、興趣愛好往往是被扼殺的。馬克思把這种現象稱作人的活動對人本身的「异化」。在西方發達國家，它主要表現在人的經濟活動對人的异化；在社會主義國家，它則更多的表現在人的政治活動對人的异化，而且是有政策、有目的、由國家系統推行的异化。
這种現象，在中共建國後的前三十年中尤為嚴重，所以才有以「齒輪和螺絲釘」為榜樣的荒謬口號，才有對「個人主義」的窮追猛打。無論是作為「國家主人」的工人，作為「可靠同盟軍」的農民，還是作為附在他們「皮」上的「毛」的知識分子，命運并無兩樣。只是對更多「使用大腦工作」的知識分子來說，處境更酷烈而已。
使用自己的大腦，本是人与動物分离，從自然界獨立的標志；社會分化出使用大腦的知識分子階層，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標志。知識分子在社會分工中，行使的是「認識功能」和「价值功能」，活動於思想文化領域，作用於人的思維与心靈，成果体現為物質、精神与道德三方面的進步。但在中共建國的五十年里，「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极」，一切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從所有制体系到槍杆子，都支撐著這個原則，所以，知識分子的「价值功能」基本上不能發揮。
「認識功能」方面，在前三十年也不能充分發揮。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批判，將眾多的知識領域划為禁區，只剩下极其偏狹的一部分，為國家的政治欲望服務。如果說，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錢學森論証「畝產万斤」事件是其「知識功能」萎縮的標志的話；九十年代，在「聯合國寬容年」呼吁書問題上，「王淦昌兩次被『利用』事件」，則是其「价值功能」消亡的縮影。
允許用自己頭腦思考，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標志。但這次命運轉變的契机，同時也預示了它的局限。大家或許還記得，那時最響亮、至今也沒有被認真反思的一些口號，如「知識也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顯然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主要、最活躍的因素」和「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這些論斷中衍生出來的。人們以為，只有這樣說，才算強調了知識的作用，才能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才把「毛」歸入「皮」的一類。孰不知，這其實仍是把「人」作為「社會發展」工具的一种論調。
誠然，實施「改革開放」後，由於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知識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這不僅表現在執政党中「白區板塊」与「紅區板塊」的換位，還表現在干部隊伍的知識化、專業化。知識分子也逐漸可以行使「認識功能」。
但是，權力階層的知識化并沒有還「知識人」權利主体的地位。人与知識一樣，仍是實現目標的工具。這不僅表現在八十年代對「人道主義」和「自由化」的批判，還表現在知識分子仍然被當作「統戰」對象，中宣部仍然掌管著國家的社會科學；思想開放依「科技界——文藝界——新聞界——理論界——思想界」逐級遞減，以至完全封閉。近期發生的「法輪功」事件，其實是執政者長期實行「愚民政策」，搞思想文化專制，萎縮知識分子的角色功能，破坏社會生態自然平衡的結果。
縱觀五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前三十年可謂「被政治囚禁」，後二十年主体上可謂「被經濟綁架」，但愿在未來的日子里，不是被戰爭所犧牲。
*陳小雅是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現為自由撰稿人。
原載《亞洲周刊》，199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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