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間，以“橡皮圖章”著稱的中國人大、政協兩會，又在北京召開年會，號為“九屆人大、政協四次會議”。此時，江西省芳林小學特大爆炸案的硝煙還未散盡，四十二縷冤魂猶在空中飄飛；不久前，被稱做“法輪功信徒”的天安門廣場史無前例的自焚案，猶令文明世界惊訝莫名。然而，數千名被欽定的“代表”、“委員”們，濟濟一堂，既沒有對芳林小學慘死的師生起立默哀，也沒有為种种社會危机流露忡忡憂心。依然故我地高談闊論，談笑風生。
在最高領導人的引導下，代表們自覺地將討論話題主要局限在經濟上，只要大談特談經濟，便百無禁忌，便体現“社會主義民主”。談些什么呢？似乎什么都談到了，又似乎什么都沒有談。該談的和不該談的，都規划好了。一句老話：走過場。鎮壓民主，但假民主的戲還是要演的，足見獨裁者對民主的恐懼。
觀察今年的“兩會”，還是有几個話題值得一評。
其一，農民問題。
朱熔基在“十五計划綱要”報告中，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列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再過一年便將卸任的朱熔基，多次提醒說：“飯”字怎么解釋？沒“食”就“反”！朱熔基說話，歷來一語雙關，他的這句話，听起來，既象是在表達危机感，又象是在點撥農民兄弟：熬不住了就反吧！
農村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到目前，已經有一億五千万農民成為閑人，無所事事，他們的出路何在，成為一個大難題。土地有限，人口太多，以農為本，已經不适用于每一個農民；向城市進軍？但城市里能向農民敞開的崗位早已飽和，連城里人都紛紛下崗，哪里還有机會給農民？
仍然堅守土地的農民們，長年收入低，負擔重，多數人唉聲嘆气，覺得自己“活得不象個人樣”；“努力增加農民收入”，談何容易，當局曾多次以提高農產品的收購价格來增加農民收入，但這一手段目前已經失效，而今國家收購農產品的价格已經高于國際市場价，在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刻，這种情況，對農民极為不利，中國農業很快就將面臨國際社會雪上加霜般的衝擊。
鄧小平生前一再擔心地說：如果中國要出問題，就出在農民身上。以鄧小平的智商，和他對國情的了解，在中共党內可以說得上“料事如神”。他的這一告誡，今天看來，似乎愈來愈將有應驗的跡象。
其二，通貨緊縮。
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多年滑坡之后，去年止跌回升；連續多年呈現負增長的物价指數，也在去年止跌回穩；据此認為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重要轉折”。另一些人，尤其經濟學家則持相反看法，他們認為，經濟增長指標和物价指數仍然處于波動狀態，极不穩定，很難定義為“出現轉机”。計委主任曾培炎承認：通貨緊縮的形勢依然嚴峻。為了繼續刺激經濟，政府今年將再追加發行1500億人民幣的國債，用以投資基礎設施。看來，通貨緊縮，仍然是套在當局頭上的緊箍咒。
其三，軍費開支。
當局在兩會上宣布，今年軍費開支預算為1410億400万元人民幣，而去年的軍費開支預算已達1200
億人民幣，比前年增長12.7%，今年的軍費開支則又比去年猛漲了17.7%。當局把軍費大增的理由美其名曰“提高軍人工資”，及“防衛作戰准備”，但誰都知道，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對付台灣，和抗衡美國，才是真正目的。盡管朱熔基在報告中提到台灣問題，口气出奇的溫和，但“不惜把台灣打爛了重建”的虎狼之心，卻在大筆軍費開銷中暴露無遺。中國軍費連年猛增，把全世界都嚇了一跳，中國似乎又回到了窮兵黷武的毛澤東時代。此舉除了徒然引起台灣和其他周邊國家的不安，提高西方的警覺，加劇兩岸軍備競賽之外，并無多大好處。何不將這一大筆軍費，用于和平建設，比如，補貼貧困的農民兄弟，實實在在增加他們的收入？
其四，“十五計划”。
朱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第十個五年計划”，即“十五計划”，被官方御用文人稱頌為“向計划經濟告別”，理由是，過去所有的“五年計划”，包括“九五計划”，都是計划經濟体制下的產物。而“十五計划”的制定，則以市場經濟挂帥。
御用文人的具体解釋是：中國過去在五年計划中提出的經濟增長速度，完全是中央指令性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都沒有考慮錯綜复雜的市場因素和經濟規律。而“十五計划”提出的目標，則主要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較少行政上的強制性。
然而，“十五計划”，是否真正和完全告別了計划經濟？答案卻是：未必。畢竟還是被稱做“十五計划”，這种五年一度的計划，本身就是計划經濟的產物。而且，“十五計划”中，仍然羅列出一堆指標性的東西，7%的經濟增長目標，便是其中一例。
通觀“十五計划”，謹慎而保守，据說是為了所謂政治上的穩定，即保持第三、第四代領導集体的平穩過渡，一句話，千方百計保護既得利益者。為此，計划中還摻雜了其他大量政治性內容。尤其是要求繼續嚴打他們自認為對政權构成嚴重威脅的法輪功。
由此看來，即便是告別計划經濟，也是一步一回頭，戀戀不舍，共產党的獨裁本質和僵化思維，在“十五計划”中依然斑斑可見。
(3/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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