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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8日訊】 在人類道德比較好的時期，法律并不重要，宗教戒律和儒家禮儀就足以規范人們的行為。社會不太平了，才講“亂世用重典”。但是，社會不安定的狀況已經存在了，而且這种不安定是道德衰敗、官府腐敗等因素造成的，“用重典”無法消除社會不安定的根本原因。
古羅馬帝國的法律和國家管理很發達，卻不能阻止它的衰亡。中國的法家非常重視法律，秦朝卻二世而亡。在統治者實行“仁政”的時代，根本沒有法家的位置，秦朝和法家都被當做令人恥辱的歷史教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太平盛世是因為君主重視法律才出現的。
法律之所以不為賢明的君主歡迎，有兩個原因：
其一、“仁政”標准遠遠高于法律規范對人的要求。統治者和民眾都從自身做起，然后才能要求別人，這种自律与法律的外在監督完全不同。如果統治者能夠自覺地修身自省，就會如董仲舒所說的，“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法律不能夠調動人向善的自覺性。
其二、過去的君主認為，如果沒有教化好臣民，卻懲罰他因此犯下的罪行，于心不忍。而且，很多殘酷的肉刑會造成身體的嚴重損傷，被懲罰者也沒有改過自新的机會了。因此，賢明的君主都盡可能地取消或者減少殘酷的刑罰，重視事先的道德教化。
在漢代，董仲舒創立了“《春秋》決獄”、“引經入律”，直接用儒家經典斷案，儒家的道德規范得到空前的強化。真正注重道德，可以解決各种問題。因此，法律在一個“德治”的社會中沒有顯赫的地位。
但是，嚴酷的肉刑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太平盛世用得比較少而已，法家的糟粕畢竟留存下來。在“人心不古”的“亂世”，法家的招術包括法律就會被那些沒有能力實施“仁政”的統治者使用。
中國古代法律地位的低下与“重農輕商”的傳統也有很大的關系。中國古代商品交換不發達，經商牟利在儒家看來是一种卑賤的職業。有關市場交易的法律很少，法律內容單薄，主要以刑律為主，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這与西方國家的情況恰恰相反。基督教衰敗后，實證科學興起，人們的物欲膨脹，商業發展起來了。商業是需要規則的，法律是處理追求利潤的商人、工厂主之間紛爭和糾葛的唯一方法。
法律在西方社會的地位与實證科學的特點有很大關系。實證科學是一种排斥基督教和道德的技術體系，它造成的社會狀態适合于法律的發展，法律也是一种不重視道德的社會管理技術；科學的發展和工業化客觀上要求西方社會的很多方面都規范化，法律有助于規范化的社會管理和政府服務體系的建立。這就是法律在西方更為發達的原因。
盡管法律在西方社會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擺脫不了自身的局限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解決不了道德衰敗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當然，西方人已經養成了根深蒂固的遵守規則的習慣，加上基督教傳統的補益作用，也就這樣維持著社會的發展。
清朝末年，儒家文化衰敗了，法律的法典化卻進展很快，但清朝終究滅亡了。中國古代的法律确實不發達，但這是因為在政治統治、社會管理和商業交易方面不十分需要法律，而不是因為法律技術本身落后。在注重道德的社會中，法律的發達并不是好兆頭，而現在人們卻迷信法律，忘記了法家的教訓。
現在的法律程序非常繁瑣，效果也不盡人意。雙方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攻擊對方，尋找有利的證据、掩藏不利的事實甚至偽造證据，濫用法律權利、利用法律漏洞給對方制造麻煩、拖延程序甚至逃避法律責任，給法官裁判帶來很大難度，致使訴訟成本居高不下。在法律體系下，人們之間更多的是自我保護、相互不信任和激烈的爭斗。法律不可能規定得面面俱到，而人人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因此法律程序并不總能夠以公平、平和的方式解決各种糾紛。
人的道德不行了，就不知道也不相信道德的巨大作用，也不會正視自身的不足，卻會更加重視問題的細枝末節和各种權宜之計，事情也就變得越來越糟糕，而愚蠢的統治者在不斷的自我封閉中還以為找到了什么治國的真机。只有回歸道德、修心正意并放棄私心貪欲，才能認識到事情的本質。人類的難題從來都不是什么技術手段可以解決得了的，都涉及人心好坏這個根本問題。
(轉自正見網)(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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