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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7日訊】 基因改造有機體（GMO）的爭議未了，基因改造嬰兒（genetically modificd babies, GMB）竟然已告誕生。據包括路透社、紐約時報等媒體報導，第一批基因改造嬰兒已經在美國誕生，且目前看來一切健康狀況良好。為了醫療母親的某種特殊不孕症，醫生將健康女性的胞體漿（cytoplasm）注射到母親的卵子中，但是由於胞體漿中除了蛋白質外，尚含有線粒體（mitochondria），而後者含有提供者的遺傳物質，因此這批嬰兒自始就帶有父親、母親，以及提供胞體漿女性三人的遺傳物質。
據美國方面的倫理專家表示，聯邦政府不會同意或補助這種實驗或醫療。但是由於該機構完全由私人經費支持，因此沒有政府批准或不批准的問題。歐洲國家的反應還不明瞭，但是應該多數會傾向於反對。那麼台灣呢？談到台灣永遠是一門大學問，而且鐵定超過漫畫水準。台灣這些年來已經快要耳不聰目不明變成神智不清了。這也不是什麼新政府症候群，而是多年來僵化惰性體制所造成的社會集體低能（也就是個人可能很聰明，但社會很笨）。由於涉及的問題很多，以下僅能從法理學的角度來談一談。
首先是基本困境，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時間資源不對稱分配所造成的理性困局。簡單地說，所謂的人類至少有兩個意義：生物演化產生的智人（Homosapiens） ，以及社會演化所產生的人性人（human beings）。人類的社會文明經過至少兩萬年以上的演化，才在最後末端的兩百年左右產生了某種「理性」因應人類生物特性的倫理價值觀念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尊嚴的概念。但是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這一概念還是不斷地受到無情的摧殘。而基因科技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科技的最關鍵之處在於：它急遽地「縮短」了人類生物特性「自然改變」的時間（如果還可能如此改變的話），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有另外一個兩萬五千年來讓社會演化出「適應」新生物特性的倫理觀念。如果用法理學的術語來說，它破壞了最低限度自然法所得以成立的基礎，因此可能將人類文明帶入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偉大而聰明的人類，尤其是科學家們，當然希望透過「理性」來回答這些問題，也就是透過「學術研究」。然而理性／學術可以像基因定序一般回答這些問題嗎？
弔詭的是，一方面基因科技時代終將（或已告）來臨，另一方面「無能的理性」還是得挑起這個重擔（否則呢？），這就牽涉到第二個難題：哪一種理性？這裡先談兩點。第一，語言對外在世界事物的描述性（descriptive）運用，顯然無法完全對應於指令性（prcscriptivc）運用。更術語一點說，我們不可能希望將對外在事物的描述，以YesNo的方式輸入某種系統，而得出規範或價值判斷。規範思考的本質是「類比式」（analog）的，這是筆者剛逝世的指導教授阿圖．考夫曼（Arthur Kaufmann）的偉大創見（可惜能深入掌握的人不多）。這意味著第二，規範溝通系統勢必要以某種嘗試錯誤的方式，來「認知」描述溝通系統所提供的各種訊息。所謂的嘗試錯誤，就是要能自我觀察自身所預設的區分，透過訊息反饋與反思學習來調整既有的典範盲點。
那麼我們現在面臨的典範盲點是什麼呢？麻煩就在這兒，因為盲點可能就是：「人性尊嚴」。這個經過血淚打拚、辛苦奠立的憲政國家體制典範，雖曾提供抵拒強凌眾暴的理論，但是卻未能成功地說明，為何財富不均是社會不正義，身高不一就不是。而偏偏基因科技除了繼續製造財富不均外，更將進行「身體／基因」的「重分配」。而我的尊嚴一定應該分佈在我的基因上嗎？
再回到台灣。台灣的科學界其實高度重視相關問題，只不過可能有點「低估」了問題的棘手與風險。但是官方與相關體制就相當遲鈍了。例如某位部會首長曾在記者會上以其「專業知識」公開表示基改食品沒有問題，他卻忘記了，沒有任何部長或專家能以「他的」判斷來取代消費者「知的權利」。以筆者曾整理的八大項基因科技相關立法規範問題而論，除了智財權／生技產業問題外，其他多半被「推」掉了。這也難怪，因為消防隊眼中只有火。筆者擔心的是，台灣的公共溝通、制度架構與認知系統，顯然都有某種自我調整與學習能力障礙，因為面對新境況只能以媒體來界定議題，以利益來設定方案，而以便宜行事來解決問題。不過，也許這都是筆者杞人憂天，因為勇敢的台灣人怎會不知如何擁抱美麗新世界呢。
－－《中國時報》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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