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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日訊】 首先，要弄清楚一個概念：這裏所謂的“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都是由於美籍學者愛德華·薩伊德(如果此姓按國內通行譯法根據阿拉伯文譯爲“賽義德”，就不難瞭解這位學者的族裔背景了)的兩本書《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最近在國內引起的討論中出現的術語。所謂“東方主義”是指西方文化界對東方文化的無知、歧視和醜化，而“西方主義”則是這場討論中用來作爲一種對應物的名稱，專指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其中既包括“對西方文化一廂情願的認同”，也包括“對西方(文化)的拒絕”，即在“華夏文明優勢失落後(中國)知識界不服氣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態”。
因此，除了後一種對西方文化的排斥態度以外，上述“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其實都是屬於同一概念範疇的事，說白了，就是對東方文化的蔑視和對西方文化的崇拜。這兩者之間有的是一脈相承的溝通。倒是所謂“西方主義”概念中所涵蓋的對西方文化一概“盲目”接受和一概“盲目”排斥的兩種態度，也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孰優孰劣或如何對待，在中國近代史上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即使再以幾輩人的精力繼續討論下去，恐怕也不一定會有定論。但是這場一百多年來持續的討論的意義卻是怎麽估計都不會過分的，它不僅在過去和現在影響著中國的命運，而且從長遠來說，由於它牽涉到東、西方文化的溝通和交融，因此與人類前途休戚相關，不可等閒視之。
從表面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似乎有些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維護者，即所謂“國粹派”，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引進者，即所謂“革新派”，一百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其間歷經“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讀經救國”，“共産主義不合中國國情”，直至今天的“西方民主不合中國國情”，“儒家學說振興經濟”；而處在對立面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直至今天的“德賽兩先生”重提和“海洋文明”。這中
間的爭論此起彼伏，反反復複，連綿不斷。每當一個歷史關鍵時刻，就會爆發一場大辯論，使史學家無法定下心來寫一部接近定論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在某一階段，似乎某一派思想占了上風，有時幾乎是絕對的上風，但是曾幾何時，隨著局勢的突變，上風馬上成了下風，真是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也就是中國的兩句古話所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和“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當然，最令人感慨的，莫過於“德先生和賽先生
”的重提了，歷史仿佛繞了一個大圈子，仍舊回到了原地。除此之外，還有從“全權主義”到“新權威主義”的蛻變，真不知道應該把它看成是“倒退”還是“進步”？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這場爭論遠遠還沒有結束，不僅我們這一代五四前後出生的人(再早一代的前輩多已凋零)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有什麽眉目，就是我們的子孫輩或者他們的子孫輩恐怕也看不到這場爭論的盡頭。
最能說明這場爭論的連續性和反復性的，固然是“德賽兩先生”的重提，但是更加具有深層意義的是最近在浙江上虞舉行的杜亞泉思想研討會。這位在五四時代遭到曲解和低毀，後來又被歷史遺忘的偉大思想家，終於在蒙在他頭上的歷史的塵埃被拂去以後重現了他的思想的光彩。歷史真是一場無事的紛擾！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是要感謝它的播弄，沒有這一番折騰，我們怎麽會有能力來識別真知灼見和強詞奪理？
因此，不論從廣度和深度上，目前這場由於賽義德兩本書的介紹而引起的討論，都不過是一個小小插曲而已，它似乎沒有超脫這場長期爭論的範疇，也沒有超越原來的高度。而且賽義德的一些論點有不少是似曾相識的，比如對西方中心論的批評。還有吉卜林作爲帝國主義代言人的身份，早在賽義德以前好幾十年就有人指出了，甚至英國文化界也並不諱言。在中國，這一點並不是沒有人知道的，他的作品至今沒有成本成本的譯介過來，多半是出諸於這點認識，或者說顧忌。賽義德關於十八、十九世紀一些英國著名作家的作品中的帝國主義思想流露的議論，並無獨到之處，使你感到振聾發聵。當然，他提出這些論點的勇氣，尤其是在西方中心論占壟斷地位的西方學術圈子裏提出這些論點的勇氣，還是值得令人欽佩的。若說他有成就的話，主要就是，用一句套話來說，“鑽到敵人的心臟裏”去了。不過話也得說回來，西方學術界能夠允許他在課堂上“大放厥詞唱反調”，當重點書來出版他的博士論文，說明這心臟還是夠寬容大度的。在別的邊
緣人的身上，似乎還沒有他那樣自如的表述能力，令那些趾高氣揚的西方中心論者刮目相看，相反，卻給“憋得無話可說”，因此産生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其實，這種由於民族自尊心沒有得到滿足而産生自卑的失落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不過在討論東方文化(這裏其實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孰優孰劣或應該怎樣相互對待的過程中，這種情緒化的表現時有爆發，甚至可以說始終支配著這場長期持續的討論。究其原因，多半是由於前面所提到的“一種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所造成的。所謂“浮躁”就是急於求成，所謂“盲目”就是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否定，或者一概接受，所謂“非理性的”，就是感情用事。統觀我國近一百餘年來關於中外文化之爭，不論哪一方的陣營，都是這種
“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態度，從來沒有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檢查一下自己和研究一下對方，也就是說把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作一番深入的、客觀的、理性的比較，以期做到取長補短，相互融會貫通。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爲什麽會産生這種浮躁的態度？它的歷史背景當然是以炮艇外交爲先導的西方經濟、政治、文化勢力的入侵。中國一向以天朝自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今在西方“蠻夷”的堅甲利兵的攻打之下，一敗塗地，對於一個有極強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來說，自然是無法接受的。就是在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支配下，一部分眷戀于過去華夏文明的優勢的士大夫和另一部分傾倒于當今西方文明的新型知識份子，在如何富國強兵，振興中華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和矛盾，具體的表現，就是中西文化之爭。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和“全盤西化”之爭到今天的“海洋文明”與“黃土文明”之爭都不脫這個案臼，所不同的只是觸發點不同而已。或許有人會說，你把顢預昏庸的腐朽官僚和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等量齊觀，豈不是不分是非？但是我們若作深層分析，不難發現，不論是妄自尊大，因循守舊，抱殘守缺，還是強烈的憂患意識，其潛在情緒都是中華民族即使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也要列於世
界強國之林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在足球夢的破滅和諾貝爾文學獎的落空上表現得最爲明顯和可笑。不錯，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但這並不是說什麽都要得天下第一，也讓其他國家尤其是小國有一個機會嘛。
等到機會真的來臨時，比如張藝謀的影片受到金像獎提名，榮譽又成了侮辱，就仿佛當初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一樣，一定有著“反蘇反共”的目的。張藝謀是“玩”電影的，恐怕還沒有那麽敏銳的政治意識，頂多只是“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東西去讓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噁心”而已，但是張藝謀在藝術上的創新，對舊美學觀念的突破，尤其是陳凱歌的作品在“政治上”和藝術上的無可指摘都是有目共睹的事，他們的成就遲
遲才得到承認。拆穿了講，就是因爲給人家看到了自己的不光彩的一面。中國人愛面子，只願人家看到你的悠久文明的光輝燦爛，就是不願暴露家醜，這其實也是妄自尊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作祟。許多事情自己做得，別人卻說不得。如果說張藝謀的某些作品裏還有一些什麽“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東西”的話，那麽說鄭念的《上海生死劫》和巫寧坤的《滄海一淚》(亞丁的《不周天》和張戎的《鴻》還未有幸讀到)中描述的文化大革命和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東西”，就同新納粹主義者否認希特勒對猶太人進行過大屠殺一樣，豈非患了歷史健忘症？把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非人迫害如實地記載下來，怎麽能算是“有意識地去迎合西方讀者的胃口，用傷口和膿疤去賺取同情和金錢(！)”呢？中國不是有一句古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嗎？“傷口和膿疤”如果掩掩蓋蓋，還有復發的可能，只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在手術臺上無影燈的強烈照射下把它徹底割掉，病人的軀體才有康復的可能，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不用多說也能明白。
如果說什麽“同情”，我在讀鄭念的《上海生死劫》時確實油然而生。人家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家庭婦女(比起當今一些大款來，說她“安分守己”一點也不過分，她可沒有開歌舞廳，雇陪酒女郎來腐蝕青年，破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並不礙你什麽，只是由於出身是個所謂“資產階級”，非要把她整得家破人亡，唯一的女兒死得不明不白才善罷幹休。發生這樣的慘劇的家庭當不止千千萬萬，我們應該感謝鄭念女士有此勇氣，不怕心頭的舊痛，爲歷史留個紀錄，免得這許多慘劇湮沒無聞，以致我們的後人茫然不知前人作了什麽孽。至於巫寧坤的《滄海一淚》在中國知識界人士讀來，恐怕就像翻閱自己的日記，或者重溫自己的惡夢一樣，往事歷歷在目，一切都是那麽真實，一切都是那麽熟悉。個中人物姓名雖然不同，但都面目相似，呼之欲出，甚至其中的對話，都好像言猶在耳，十分真切，因此有時不免感到心有餘悸，或者感到荒誕好笑，或者鄙夷得要吐一口唾沫。巫甯坤給他的朋友的印象一向是才氣橫溢，機智風趣的。他的這本回憶錄也許可以說是海外出版的同類書中唯一完全由本人用英語執筆無需別人捉刀、改寫或修飾的作品。他的筆法鋒利，說了別人想說而不知怎麽說的話，過來人讀此無不爲之折服。尤其是他的機智和幽默，即使在他的處境最危殆和絕望的時候，仍時時有所流露。在他說來，這未始不是他對待逆境的自我解嘲。有的人也許不信，在這樣的危難時刻，他怎麽還有心境在心中默念莎士比亞或別的哲人、大師的名句，但是我輩過來人明白，這是在一個是非顛倒的瘋狂的世界裏保持神智健全的辦法。沒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的精神支撐，我是熬不過當時那場批判的風暴的。多虧巫寧坤的這些穿插，我們在讀《滄海一淚》時心頭的沈痛感和壓抑感才有所緩和，否則這本書是實在“不忍卒讀”的。他的這種開朗樂觀的性格也許就是他曆經磨難而仍能幸存下來的原因。因此，我特別欣賞他對凱撒大帝說的一句話：“I came，Isuffered，I survived.”這是一句充滿自豪的宣告，可以普遍地應用到中國這一代知識份子的身上，他們歷經萬劫，仍然幸存下來，憑的就是這種精神。當然，這是從總體來說。至於具體到個人，則就很難說了： 軟骨頭，應聲蟲，投機者，告密者比比皆是，他們或者爲了自保，或者爲了夤緣向上爬，以致幹出了誣告陷害
，落井下石的令人不齒的事，可謂屢見不鮮。把這種“傷口和膿疤”揭露出來，對於純化國人靈魂，恢復和重建中國傳統文化和美德，應該說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怎麽能說是“東方主義大合唱”呢？
——原刊《讀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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