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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諾貝爾文學獎評判者眾眼看中的首先是作品的文學語言﹐因為作品的藝術性首先表現在語言﹐正如繪畫的藝術要體現在畫面的真實上。當然作品語言﹐離不開作者古今中外雅俗諸種語言的修養﹐生活閱歷的深厚﹑廣博及觸類旁通于音樂﹑繪畫﹑書法﹑民俗各類藝術形式的採擷﹑涉獵。為反映瑰麗多采﹑悲歡離合的人世﹐用音響﹑用色彩﹑用雕塑﹑用語言。後者最不具象﹐而內涵又最豐富﹐可以引起讀者再創造。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及太虛幻境﹐在不同涵養的讀者中﹐顯象各有不同﹐線裝本中的繡像全圖反而顯得死板﹑獃滯﹑毫無生氣。音樂評論家說從交響樂一八一二序曲中可以聽到拿破侖進軍中步兵的腳步聲﹐中國古典繪畫評論家說上乘山水水墨﹐讓人渴望進入其中﹐徜徉其內。當然達到如此化境﹐藝術大師都有超凡脫俗的性靈。
譬如一般遊記總不免透過愛國的情懷﹐社會的眼鏡﹐看到繁華似錦﹐遊人如織。而在高行健君眼中卻直透本來面目。例如首章寫即將開闢的八十年代的烏伊小鎮﹕
“那種地方一切都旅遊化了﹐到處都停的旅遊車﹑到處都有導遊圖可賣﹐所有的小店舖裡都擺滿了印有字樣的旅遊帽﹑旅遊汗衫﹑旅遊背心﹑旅遊手帕﹐連接待外國人專收外匯券的旅館和只憑介紹信接待內賓的招待所和療養院﹐更別說那些爭相拉客的私人小客店﹐都以這塊寶地的名字為標榜。”
再看作者寫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盛況﹕
“在人看人﹑人挨著人﹑人擠人的山陰道上﹐再拋些瓜果皮﹑汽水瓶子﹑罐頭盒子﹑麵包紙和香煙屁股。”
這種世俗場面﹐世俗人習以為常﹐但畫家卻別有情懷﹐書中的“他”接下寫道﹕
“這裡想必早晚也逃不脫這種盛況。你總算乘那些鮮艷奪目的亭臺樓閣尚未修建﹐趕在記者的照相機和名人題字之前﹐你不免暗自慶幸。”
這種要看透事物本來面目﹐便是畫家的眼睛。文學批判家總看重作家對生活的洞察力。其實這種洞察力也不免受社會思潮﹐時髦主義的浸染。人是社會的動物﹐作家每每難以脫俗。如作家姚雪垠寫長篇四卷“李自成”﹐研究了明史﹐攷察了地理山川﹐書中對自然景物如伏牛山﹑熊耳山的夜景都有美麗如畫的描寫。但寫李自成指揮若定仿彿井崗山上打游擊的毛澤東﹐寫半邊天的高夫人簡直如歌頌正在文革當時﹐叱吒風雲的江青一般。被打成右派的老作家﹐偏偏要戴上紅色眼鏡﹐以表明自己不是右派或已改過而脫胎換骨。紅色眼鏡為害之烈﹐在大陸是普遍現象﹐許多文人挨過整﹐下過獄﹐平反之後﹐整起人來比左派還左﹐或為表明心跡或因整得不夠沒有整死。青年作家珂雲路以寫文革中學生下鄉運動的“蹉跎歲月”名世﹐寫大陸現實﹐也夠寫真﹐及至寫“大氣功師”﹑涉及玄奧的“新世紀”則力不從心﹐難以勝任﹐所謂破譯玄學典藉﹐則不知所云﹐把讀者拖入五里霧中。
因為今日的大陸是五千年古國的破壞式繼續﹐若反映歷史與現實的統一﹐必具慧眼。
蘇軾評唐人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實為確評。這與摩詰居士佛學涵養有關﹐如鹿柴五絕﹕“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林深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簡直是一幅畫﹕冷月透過竹林墨綠﹐歌吟交織琴韻﹐音響透過了畫面。至於寫終南山別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分明是畫家的眼睛﹐紙上寫出了光線和色彩﹐還有動感和節奏。至於“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則聲響與物動混合﹐竹聲﹑水聲﹑人聲都攝入一群浣女喧鬧竹林﹐漁舟沖開蓮叢的畫面之中。高行健君比之王摩詰居士﹐兼有油畫之常。我看過許多古今泰山遊記寫落日﹐儘皆平平﹐蓋因畫家的眼睛﹐作家難以兼備。高行健未去名山只寫荒山落日﹕
“太陽就要落下去了﹐橙紅的﹐團團如蓋﹐通體光明卻不刺眼。你眺望兩旁山谷收攏的地方﹐層戀疊嶂之處﹐如煙如霧﹐那虛幻的景象又黑悠悠得真真切切﹐將那輪通明的象在旋轉的太陽﹐從下端邊緣一點一點吞食。落日就越加殷紅﹐越加柔和﹐並且將金爍爍的倒影投射到一灣河水裡﹐幽蘭的水色同閃爍的日光便連接一起﹐一氣波動跳躍。坐入山谷的那赤紅的一輪越發安祥﹐端莊中又帶點嫵媚﹐還有聲響。你就聽到了一種聲音﹐難以捉摸﹐卻又分明從你心底響起﹐瀰漫開來﹐竟跳動了一下﹐象踮起腳尖﹐顛了一下﹐便落進黝黑的山影裡去了﹐將霞光灑滿了天空。”
這令人想起騰王閣序中王勃對夕陽描繪的名句﹕“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高行健說﹕“語言不止是概念與觀念的載體﹐同時還觸動感覺和直覺﹐這也是符號和信息無法取代活人的言語的緣故。”
作者“確實可以多多少少做出些新鮮的表述﹐在前人說過的地方還有可說的﹐或是在前人說完了的地方纔開始說。”
俄國十九世紀文學批判名家伯林斯基有句明言﹕
“第一個用鮮花形容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是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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