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經濟學者的「折現」方法
大部分的傳統經濟學看待機會的價值，是依據它們能夠帶給身為消費者的個人的效用而定。從這個觀點來看，一個財貨或勞務的價值，是由社會「願意付出的價格」所決定，而且那些正在決定要不要付費的人，就是現在的世代。
經濟學家通常會很快地就從這裡，進入簡化的模型，在此模型中，整體社會福利的計算方式是，先將現在這個世代中每一位成員的效用加總，然後加上未來世代中每一位成員加權過後的效用，而權重是取決於我們將未來世代的福利「折現」的程度。
從這個介紹中（尤其是成本必須由我們來負擔，但是利益卻由未來的世代獲取的這個事實），很明顯地，我們願意給未來世代福利的「折現」程度，會大大地影響我們對於對抗氣候變遷行動，是否值得去做的結論。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關鍵但不同的問題是關於消費的折現：如果未來可以買到一個額外單位的某項財貨，那麼它的價值，應該比現在相同的一個額外單位的該財貨便宜多少（或貴多少）？財貨的「折現」，就是將此財貨的未來價值調整成目前價值的過程。
一個額外單位的未來價值和現在價值的比率，正是該財貨的「折現因子」（discount factor）。此項比率的大小，通常看我們所討論的是哪一項財貨：例如，如果環境財貨與勞務變得較為稀少，那麼它們的價值將會提高。
同時，這也取決於是誰讓出或重新獲得該項財貨──窮人們的損失，可能會被賦予較高的價值。折現因子降低的速率即是「折現率」（discount rate）：它往往會因不同的財貨、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情況而有所不同。
經濟學家通常會藉由聚焦於整體的財富、所得、或消費（而非個別財貨的消費），以及考量所有世代的情況（而非考量每一個世代中個體的情況）來進行簡化。在這樣的模型中，他們找到兩項主要的原因，對未來一個額外單位的所得或消費，給予較少的權重。
第一個原因是，未來世代可能較為富有。這個想法來自於所得的「邊際效用遞減」現象──當你變得更有錢時，每一塊錢對於你的重要性就會降低。當然，這是一種價值判斷，但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可接受的折現理由。
然而，就在我們面對挑戰要去預測未來世代的財富，並讓這個預測跟我們現在的行動密切相關時，我們想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折現，仍然存在許多分析上及概念上的困難。
我們現在對氣候變遷的種種作為，會改變未來世代的處境和所得，這同時也會決定折現率。因此，以為在這個脈絡下的決策是被折現率所左右，則是大錯特錯。反向也同樣存有很強的因果關係。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思考的道德問題就是，為了這個理由，究竟該對財富和消費的增加折減多少。廣義來說，要回答此問題，通常採用狹義的社會功利主義觀點：從增加的社會效用來看，而這些效用取決於我們自身的消費。這種基於持續成長的消費的考量，正是《史登報告》的中心概念。
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是透過以下的「假想實驗」。想像某甲有相當於某乙5 倍的資源。由於乙比甲窮，因此我們比較不會為了甲，而會為了使乙的收入增加，給予較高的社會權重。
但問題是，究竟該高多少？一種普遍被採用的方法是，設定某甲所得增加的社會價值，相對於某乙所得增加的社會價值，等於他們相對財富的相反。換句話說，由於某甲擁有相當於某乙5 倍的資源，因此，對於社會而言，增加某乙的收入會比增加某甲的收入「價值」5 倍。
對於我們所支持的這種重新分配政策來說，這個方法有非常具體的意涵。舉例來說，若我們從某甲那裡拿走100 英鎊，其中70 英鎊遺失或被燒掉，剩下30 英磅給某乙，那麼社會就會更好（70 英鎊的數字是隨機選取的，只要我們選擇任何一個低於80 的數字，這樣就會留下20 英磅給乙，也就是說，給乙超過從甲那裡所拿走的1/5，那麼上述的情形就會成立）。
當然，這並不表示資源應該要被遺失或燒毀—這麼說的目的是要點出，對不平等反感的強度。
假設我們認為剛剛提到的這個途徑，還不夠符合平等主義（事實上，這恰好就是像Partha Dasgupta，William Nordhaus 和Martin Weitzman 這些《史登報告》的評論者的主張），那麼我們可能會採取另一個也是普遍被採用，但較為平等的途徑—那就是，設定某甲所得增加的社會價值，相對於某乙所得增加的社會價值，等於他們相對財富的平方的相反。
換句話說，由於某甲擁有相當於某乙5倍的資源，對於社會而言，增加某乙的所得會比增加某甲的所得「價值」多出25 倍（5 的平方）。此一途徑意味著，若我們從某甲那裡拿走100 英鎊，其中任何低於96 英鎊的總數被遺失或燒掉，並將剩下的給予某乙，仍然會使社會更好。（因為某乙會收到比4 英鎊，或是比從某甲那裡所拿走的1/25 還多。）
其他許多針對可分配的價值的途徑都是可能的。然而，這兩個例子說明了，人們如何以非常格式化的案例，思考這些議題。這些例子與「持續成長的消費」的折現論點之間的關係是，可以將某甲和某乙兩者當作不同的世代，而非僅僅是兩個不同的個人──如果我們預期未來世代會比我們富有，那麼我們可以將自己想成是某乙，而把未來世代想成是某甲。
當然，還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包括各種類型的財貨、各種類型的財富、所得移轉的抑制效應，以及這類的假設情況與實際的社會決策之間的關係等等。因此，大幅地考量各種道德途徑，以及每個途徑的不同版本，才是明智之舉。@(待續)
摘編自 《全球新政：氣候變遷下的世界經濟改造計畫》 如果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