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经济学者的“折现”方法
大部分的传统经济学看待机会的价值，是依据它们能够带给身为消费者的个人的效用而定。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财货或劳务的价值，是由社会“愿意付出的价格”所决定，而且那些正在决定要不要付费的人，就是现在的世代。
经济学家通常会很快地就从这里，进入简化的模型，在此模型中，整体社会福利的计算方式是，先将现在这个世代中每一位成员的效用加总，然后加上未来世代中每一位成员加权过后的效用，而权重是取决于我们将未来世代的福利“折现”的程度。
从这个介绍中（尤其是成本必须由我们来负担，但是利益却由未来的世代获取的这个事实），很明显地，我们愿意给未来世代福利的“折现”程度，会大大地影响我们对于对抗气候变迁行动，是否值得去做的结论。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关键但不同的问题是关于消费的折现：如果未来可以买到一个额外单位的某项财货，那么它的价值，应该比现在相同的一个额外单位的该财货便宜多少（或贵多少）？财货的“折现”，就是将此财货的未来价值调整成目前价值的过程。
一个额外单位的未来价值和现在价值的比率，正是该财货的“折现因子”（discount factor）。此项比率的大小，通常看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一项财货：例如，如果环境财货与劳务变得较为稀少，那么它们的价值将会提高。
同时，这也取决于是谁让出或重新获得该项财货──穷人们的损失，可能会被赋予较高的价值。折现因子降低的速率即是“折现率”（discount rate）：它往往会因不同的财货、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经济学家通常会藉由聚焦于整体的财富、所得、或消费（而非个别财货的消费），以及考量所有世代的情况（而非考量每一个世代中个体的情况）来进行简化。在这样的模型中，他们找到两项主要的原因，对未来一个额外单位的所得或消费，给予较少的权重。
第一个原因是，未来世代可能较为富有。这个想法来自于所得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当你变得更有钱时，每一块钱对于你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当然，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可接受的折现理由。
然而，就在我们面对挑战要去预测未来世代的财富，并让这个预测跟我们现在的行动密切相关时，我们想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折现，仍然存在许多分析上及概念上的困难。
我们现在对气候变迁的种种作为，会改变未来世代的处境和所得，这同时也会决定折现率。因此，以为在这个脉络下的决策是被折现率所左右，则是大错特错。反向也同样存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思考的道德问题就是，为了这个理由，究竟该对财富和消费的增加折减多少。广义来说，要回答此问题，通常采用狭义的社会功利主义观点：从增加的社会效用来看，而这些效用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消费。这种基于持续成长的消费的考量，正是《史登报告》的中心概念。
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透过以下的“假想实验”。想像某甲有相当于某乙5 倍的资源。由于乙比甲穷，因此我们比较不会为了甲，而会为了使乙的收入增加，给予较高的社会权重。
但问题是，究竟该高多少？一种普遍被采用的方法是，设定某甲所得增加的社会价值，相对于某乙所得增加的社会价值，等于他们相对财富的相反。换句话说，由于某甲拥有相当于某乙5 倍的资源，因此，对于社会而言，增加某乙的收入会比增加某甲的收入“价值”5 倍。
对于我们所支持的这种重新分配政策来说，这个方法有非常具体的意涵。举例来说，若我们从某甲那里拿走100 英镑，其中70 英镑遗失或被烧掉，剩下30 英磅给某乙，那么社会就会更好（70 英镑的数字是随机选取的，只要我们选择任何一个低于80 的数字，这样就会留下20 英磅给乙，也就是说，给乙超过从甲那里所拿走的1/5，那么上述的情形就会成立）。
当然，这并不表示资源应该要被遗失或烧毁—这么说的目的是要点出，对不平等反感的强度。
假设我们认为刚刚提到的这个途径，还不够符合平等主义（事实上，这恰好就是像Partha Dasgupta，William Nordhaus 和Martin Weitzman 这些《史登报告》的评论者的主张），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另一个也是普遍被采用，但较为平等的途径—那就是，设定某甲所得增加的社会价值，相对于某乙所得增加的社会价值，等于他们相对财富的平方的相反。
换句话说，由于某甲拥有相当于某乙5倍的资源，对于社会而言，增加某乙的所得会比增加某甲的所得“价值”多出25 倍（5 的平方）。此一途径意味着，若我们从某甲那里拿走100 英镑，其中任何低于96 英镑的总数被遗失或烧掉，并将剩下的给予某乙，仍然会使社会更好。（因为某乙会收到比4 英镑，或是比从某甲那里所拿走的1/25 还多。）
其他许多针对可分配的价值的途径都是可能的。然而，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人们如何以非常格式化的案例，思考这些议题。这些例子与“持续成长的消费”的折现论点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将某甲和某乙两者当作不同的世代，而非仅仅是两个不同的个人──如果我们预期未来世代会比我们富有，那么我们可以将自己想成是某乙，而把未来世代想成是某甲。
当然，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各种类型的财货、各种类型的财富、所得移转的抑制效应，以及这类的假设情况与实际的社会决策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大幅地考量各种道德途径，以及每个途径的不同版本，才是明智之举。@(待续)
摘编自 《全球新政：气候变迁下的世界经济改造计划》 如果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