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訊】前幾年，「春運」期間火車票是要加錢的，有良心的評論家稱之為「攔路搶劫」，後來錢是不加了，但「買票難」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今年鐵道部門想出了新招，招名叫「實名制」，就是在每張車票上打上身份證號碼，這無疑為售票工作和倒賣火車票的同志增加了難度，但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值得懷疑。因為「買票難」的根本癥結在鐵路壟斷，而不在買票時用不用名字，用「假名」還是「實名」。
2009年8月，我回老家陝北玩，返程的時候遇到了麻煩，幫我買票的朋友報告說，從榆林到西安的火車票半個月前就賣完了，要走的話只能找票販子。我問，票販子要加多少錢？他說，每張加30元。我說，那就找票販子買兩張吧！於是朋友通過電話和票販子約好了時間見面。票販子很守信，不一會兒就到了我住的賓館樓下。來的是個三十開外的男人，賊頭賊腦的，見了我們眼睛四處張望，大概怕我們是化裝成買票的「便衣」。儘管在榆林這樣的邊陲小城，倒賣火車票幾乎是公開的行動，但畢竟在名義上還屬於「打擊」的對象。一看周邊的環境不複雜，我們幾個人又都戴著眼鏡，票販子的神情才放鬆起來。我說你的票沒有問題吧？他拍了拍胸脯說，絕對沒問題！我們就靠這吃飯，怎能哄人呢？說完就把一張票遞給我，而另一張仍牢牢地攥在手裡。說是「驗貨」，我們也只是看看時間、座位號，如果真是假的也看不出來。於是很快給這個人付了車票錢和外加的60元勞務費。拿到了票，我一時很高興，對這個人說：「謝謝，這下我就可以走了。」那人倒也爽直，說「不用謝！我也掙了你的錢了啊！」轉身的時候，我竟然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其實票販子也沒什麼。有了票販子，我們的出行方便多了。」
回到賓館，把票裝在兜裡，我突然覺得這話不對，這事有哪兒是傷害了起碼的公正的。
大家知道，票販子是鐵道部門的寄生蟲。他們是和車站的售票人員勾結起來牟利的。比如從榆林到西安的某趟車上有1000張票，他們是把這1000張票全部買下來，然後再加價賣給乘客，從而和售票人員分贓的。因而票販子即便不是我們生活的敵人，起碼也是妨礙我們公正生活的蛀蟲，正是由於他們才使我們本來正當的出行變得不那麼光明起來。不錯，我們買不到票時，是他們給我們提供了車票，但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壓根兒就不會買不到票。這裡不存在誰感謝誰的問題，如果非要說感謝，那也是他們感謝我，而不是我感謝他們。因為我是他們的顧客，是他們的衣食父母，而不是相反。
那麼，為什麼說「這事有哪兒是傷害了起碼的公正的」呢？因為如果按照正常的渠道，這1000張票全都放在車站的售票口或公示的代售點出售，那麼，每一個會走路的人都可以買到。因為「到車站買票」這樣的信息對每個人都是對等的。而現在，票販子借助腐敗的行業壟斷制度買斷了某一時段的全部車票，即，車票由公開的售票口轉到了個人手裡。這時，乘客們除非集體「罷旅」，否則只能通過地下渠道，和票販子取得聯繫。
問題就這樣出現了：第一，不是每個人都能和票販子聯繫上；第二，即使聯繫上，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掏得起外加的勞務費。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通過票販子買票的人，實際上都有意無意地侵犯了其他人的利益和機會。因為如果車票放在公共的售票口出售，它依據的是「先來後到」的原則；而現在車票到了票販子手裡，它依據的則是「信息最靈者優先」和「錢最多者優先」的原則。因而，如果說票販子是行業壟斷制度的同謀，我們每一個通過他們買票的人就是同謀的同謀。但為什麼我在那一刻不但沒有感到愧疚，反而感到竊喜了呢？不僅是竊喜，而且是由衷地表示感謝呢？為什麼人性中的趨利避害原則輕而易舉就戰勝了正義原則呢？看哪！別人買不到，我竟然買到了。一種「倖免於難」的虛妄幸福使我一時忘記了自己也是受害者。這正應了魯迅的話：「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這種「喜歡」實際上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具體體現。它的實質是通過泯滅自我，在內心確立一種牢不可破的主奴關係。這種主奴關係在下言者就是一種奴隸心態。一個人一旦在內心確立了一種奴隸心態，那就沒有什麼是不能放棄的，包括人的尊嚴和生命。比如，我在車站買不到票，後來得知從票販子那裡可以搞到，我就很高興，因為這背後潛藏的判斷是，我本來就應該買不到票；等到見了票販子，一問價錢，也就多加30元，同樣很高興，因為這背後潛藏的判斷是，人家本來可以讓我掏得更多；等到上了火車，列車員開始換票，她接過我的票，換了座位牌，我就更高興，因為這背後潛藏的判斷是，票販子本來是可以給我假票的。
當然，如果僅僅是把鐵路壟斷起來，將車票倒手賣給票販子，賺兩小錢，還不算什麼。真正嚴重的是，如果一個國家將土地、房產、交通、電訊、能源、建築等所有重要的資源都壟斷起來，然後再倒手轉賣給他們的親貴，他們的親貴在加價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每一個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是不是都得到皇上以及御用的「地販子」、「油販子」、「煤販子」、「路販子」、「水販子」、「電販子」、「房產販子」那裡領賞，領完之後還得千恩萬謝？
這奴隸心態的另一極就是奴隸主心態。奴隸主心態就是主奴關係的在上言者。比如，我無辜打了你兩耳光，你應該感到高興才是，因為我本來可以打你三耳光、四耳光呀！後來我不但送你去了醫院，還掏了醫藥費，你就更應該歡呼雀躍，因為我本來是可以坐視不管的；我槍殺了你的父母，你也應該謝天謝地，因為我本來是可以凌遲、油烹、五馬分屍的呀！一個獨裁者為了清除異己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政治迫害運動，整死了成千上萬的人，他不覺得有什麼錯。因為這些人是「敵人」，我本來可以讓他們死得更慘。後來因為統治的需要，為歷次運動中挨整的人平了反，他們的家人就更應該感恩戴德，因為這恰好體現了我的實事求是，知錯就改，這背後的潛台詞是，我本來是可以殺了人不認錯的。
這種包打天下、永遠正確的邏輯，通常來源於一個從財富到思想，從靈魂到肉體實行全面控制的社會。它的實質是專制主義。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是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的關係。專制主義養育和獎勵奴隸主義，奴隸主義也響應和支持專制主義。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要消除奴隸心態，當然首先要從根本上廢除專制制度。奴隸主沒有了，奴隸自然失去了叩拜的對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就不治自癒，就好比一個人酷愛給領導開車，現在領導都沒有了，你給誰開去？歷史上也確曾有像美國這樣通過國家立法主動釋放奴隸，甚至為了黑奴的解放不惜發動一場戰爭的先例，但從根本上看，奴隸的最終解放依賴於奴隸意識的最後覺醒。甘地說：「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人類文明前行的歷史首先是一部精神覺醒史，其次才是一部運動抗爭史。那些有著幾千年吃人歷史的國家就不用說了，即使在美國這樣有著深厚自由傳統的國家，沒有千千萬萬個像黑人羅莎·帕克斯這樣的普通民眾的覺醒，黑人的自由和解放仍然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如果奴隸主們能給奴隸造一座天堂，奴隸們在裡邊娶妻生子、安居樂業——像魯迅說的「做穩了奴隸」——也不錯，可惜這樣的好事總是停留在想像裡，現實給我們的教訓是，奴隸總是做不穩，而且只要奴隸不抗爭，奴隸主們總會把綁架和奴役制度擴張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水銀瀉地，得寸進尺。比如，坐在陽台上，我常常這樣想，假如目前世界上的奴隸主們坐在一起商量說：「哥們！眼下我們把許多國家的土地、房產、交通、電訊、能源、建築等所有重要的資源都瓜分得差不多了，現在我們是不是把陽光、空氣和水都管起來，然後讓那些窮小子們按立方給我們付費？」付完之後，我們是不是還得說：「謝謝！謝謝！有了陽光販子，我們曬起太陽來方便多了！」「有了空氣販子，我們呼吸起來方便多了！」「有了水販子，我們止起渴來方便多了！」？不僅如此，當陽光、空氣和水瓜分完畢後，他們是不是還會把我們的生、老、病、死、吃飯、睡覺控制起來，然後再倒手轉賣給他們的親戚和勛爵？到時候，我們每性交一次，每衰老一年，每病一場，每死一人，每吃一餐，每睡一覺，是不是都得跟這些「性交販子」、「衰老販子」、「病販子」、「死販子」、「飯販子」、「夢販子」聯繫，然後加價付費？付完之後，還得說：「謝謝！有了性交販子，我們做起愛來方便多了！」「有了衰老販子，我們長起皺紋來方便多了！」「有了病販子，我們害起病來方便多了！」「有了死販子，我們要起命來方便多了！」「有了飯販子，我們飽起肚來方便多了！」「有了夢販子，我們做起夢來方便多了！」？ (http://www.dajiyuan.com)
